要评价王国维，通常是其同事最有资格，这里笔者选取的是梁启超（因陈寅恪之有关评价人们较熟悉，故此处略。另一导师赵元任由于专业为语言研究，相对来说与王国维往来较少）以及与他们几人来往均极密切的吴宓。同时，我们把新文化运动的两个领军人物--胡适和鲁迅的看法以及另两个代表性人物--顾颉刚和梁漱溟的有关看法也列出来作为比较。至于他人如罗振玉对王国维的评价，则另撰文论述，此处不赘。
    一、梁启超看王国维之死：兔死狐悲之感
    作为清华国学院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对王国维的评价自然举足轻重。从现存材料看，梁启超对王国维十分尊重，对其学术研究更是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向国学院学生讲学和回答学生疑难时，梁启超总是告诉学生，有问题可以请教王国维先生，这从清华国学院不少学生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证明。作为和康有为一起领导和经历戊戌变法的历史人物，梁启超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无疑大大超过了王国维--1898年的王国维不过是上海《时务报》的一个书记员而已。然而，梁启超并不以王国维是学界后辈而加以轻视，相反却给予最大的尊重。在王国维生前，梁启超就对其有高度评价：“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则不然。”[1] 王国维投水自尽当日，梁启超不在清华，得到噩耗后他立即返回，亲自参与料理后事，并为王国维抚恤金一事与吴宓等一起向学校、外交部力争。在写给女儿的信中他这样评价王国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2] 此外，梁启超所写之挽联特别推崇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他在甲骨文研究中所作出的突出成就，可以视为梁启超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盖棺论定式评价：
    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
    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
    顾颉刚曾把王国维之死与同年3月康有为去世相比较，他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却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作为一代学人的代表，梁启超和顾颉刚对王国维之死所表示出的深深遗憾，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共同感慨。
    顾颉刚多次自称，在当代学者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在1923年3月6日的日记中他有这样的记载：“梦王静安先生与我相好甚，携手而行，……谈及我祖母临终时情形，不禁大哭而醒。呜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犹在也，我如何自致力于学问，使王静安果能与我携手耶！”在1924年3月31日的日记中，他又有这样的记载：“予近年之梦，以祖母死及与静安先生游为最多。祖母死为我生平最悲痛的事情，静安先生则为我学问上最佩服之人。今夜又梦与他同座吃饭，因识于此。”上述文字，足可看出那时的顾颉刚的确是把王国维当作学术导师，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当不下于胡适。后来，他又说：“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顾颉刚还曾专门给王国维写信，表示愿“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3]
    对于王国维之死，梁启超的感受是什么呢？那就是深深的兔死狐悲之感，一种对未来之无可名状的忧虑和悲凉。这感受源于当时的国内局势。1927年初至王国维逝世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动荡。北京高校内，很多知识分子都很不安，如梁启超就在连续发表的《给孩子们书》专栏文章中写出了自己的不安：“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
    王国维对时局的感觉一定与梁启超很接近，尽管两人的政治观点有差异：“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2] 对此梁启超评价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羞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4] 就在梁启超想到要出京躲避的一两天后，王国维果然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于王国维之自杀，人们很自然会想到与屈原比较，其实二者大有不同。屈原是为忠君而死，也因此得到世人理解。而王国维却不要求他人理解自己的死亡（可从其遗嘱看出此点），他也从未就自己的价值作过解释（不过他临死前给学生题的“落花诗”值得回味，限于篇幅此处不赘）。屈原之死从根本上说不过是“死谏”，而王国维并未想做“谏死之臣”，不然辛亥革命时他就应该“殉国难”了。民国后他虽然一度隐居，但后来仍然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教。此因无他，只是由于王国维和儒家们不同的是在接受传统价值理念的同时，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理论。终其一生，王国维一直在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的契合并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有新的发展。他在历史条件的限制下一直努力谋求超越，所以他很清楚当时的环境，明白清朝之灭亡的必然性，自然不会像屈原那样为“谏”而死，而终于做到为自己而死。
    尽管我们不赞成自杀，但迄今为止，也只有自杀还多少表现出人类在和死亡斗争中的有限主动性以及些许的胜利意味。也只是在这个层面上，才可以把王国维的自杀看成是人性真正的胜利，他自杀的纯粹性正是人的价值所在，正是其自我的真正实现。面对这样的死亡，尽管我们有些伤感，有些悲凉，但在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之旅中，这伤感与悲凉何尝不是我们脆弱心灵的慰藉，何尝不是我们对现实社会之有限而伟大的反抗。王国维之自杀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唤醒了我们已经麻木的良知，拯救了无数正在堕落下去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