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孙中山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①
    《中国同盟会总章》第1条规定：“本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各地。”第16条规定：“本会支部，于国内分五部，国外分四部，皆直接受本部之统辖。”②国内是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国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岛四个支部。国内务支部下辖数省区，如东支部设在上海，辖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却在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
    1905年9月8日，同盟会成立后十多天，孙中山就“委派冯自由、李自重二人往香港、广州、澳门联络同志，主盟接收会员。不久，把香港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分会，陈少白任会长。”接着，委派“代理主盟员”许雪秋、邓子瑜、朱执信等，分别赴潮汕、惠州、广州以及广西、福建等地发展会员。同年末，黄兴“离日赴香港，旋化名潜入桂林郭人漳营中，策划起事。”③广东、广西是同盟会最早建立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地区，孙中山对两广地区较为熟悉，早在1895年就在广州领导武装起义。
    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几个革命小团体组成的，一开始内部意见就有分歧，还有人对孙中山不满。从而，同盟会中就有提出应建立“有实际行动的队伍”者，主张“于同盟会外极须另组一个秘密机构，专以发展革命推翻专制为职志。”④如四川的张百祥、江西的邓文挥、湖南的焦达峰、湖北的刘公等人就对同盟会表示不满。共进会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成立，在《白话宣言》中称“我们不但要平均地权，而且要平均人权。”⑤
    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宣传、鼓动革命的同时，积极联络会党、新军，发动武装起义。自萍浏醴起义后，孙中山又策动和领导了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孙中山当时的军事战略是以两广为突破口，先取华南的沿海和沿边地区，再攻取长江地区，然后向北推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数次起义除了萍浏醴起义在长江中游的湘赣地区发动外，其余大多发生在两广地区。
    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则主张“中央革命”，即在江浙或华北地区发动起义。但是，徐锡麟、秋瑾等在安庆、绍兴的起义相继失败，熊成基率领安庆马炮营攻打安庆也未成功。
    随着各地起事的屡遭重挫，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就更加明显了。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其时总理在北美，克强在南洋，东京本部无人主持，形势非常涣散。”⑥宋教仁、谭人凤、邹永成等曾对孙中山“设南部同盟会，专力广东”的做法有意见，说是“经略不远”。⑦又埋怨孙中山“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⑧宋教仁“似避人避世，遁迹烟霞”。谭人凤则当面责问孙中山，提出“改良党务”的要求，孙中山没有直接回答。事后，孙中山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钝初（宋教仁）问故，则曰：‘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有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钝初未辩，返告余（谭人凤），余颇愤。次日复同钝初往，仍持此种论调。余驳之曰：‘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中山乃曰：‘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⑨
    孙中山在日本只逗留了十五天便离去，经香港往槟榔屿。见孙中山来去匆匆，也不解决内部矛盾，增加了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对孙中山的不满。谭人凤“大慊于中山矣。因与赵伯先（声）等商改组，以长江为进行地点。”⑩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便由此发端。
    同年7月间，谭人凤在日本东京寓所，邀集在日本的各省区同盟会分会长及会员开会，“讨论革命进行方针，到各省的同志百余人。”（11）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中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者也；下策在边隅之地，设秘密机关于外国领地，进据边隅，以为根据，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或东三省，或云南，或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12）经众人议论，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以取中策为好。”（13）会上提出筹组同盟会中部总会，以策动长江各省革命工作，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多次起义遭失败，但孙中山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没有改变，决定筹集巨款，在广州再次发难。可是，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又失败了。宋教仁、谭人凤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各有奋心”，认识到“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血的教训再一次说明，偏重南方边省起事的军事策略必须改变，“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己，于是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14）
    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33人，其中福建籍会员9人、湖南7人、浙江7人、四川4人、江苏3人、安徽2人、云南1人。（15）长江沿岸省籍会员占大多数。会上通过了成立《宣言》和总会《章程》。具体策划长江流域一带革命工作的组织终于建立了。
    由此可见，同盟会中部总会，是在危难之际，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精神的激励，为扭转“广州既一败再败”的局面，为了“转谋武汉”（16）及长江流域革命，而在上海组成的。它是在特殊形势下成立，适应了革命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