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新武侠作家中的集大成者。丁国旗曾说：“他（金庸）的小说显然已经超越了武侠本身，其作品在打打杀杀的背后并不是‘鼓吹仇杀’，而是‘主张和平’。他的小说真正突破了那种狭隘的、僵化的历史真实观，而写出了历史的本质真实，即艺术的真实来，这与那些高雅的‘纯文学’在思想追求上并无二致。”（丁国旗：《读孔庆东<金庸评传>》）
    金庸先生是一位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武侠创作的人。他在1972年封笔之后，还对其作品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修订。他自言，他的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它们“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金庸：《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的确，金庸先生正是抓住了“人性”这一不易变动的主题进行创作并取得了成功；可是，即使是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小说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富含现代精神。
    
    一、民族观
    传统的武侠小说，包括有些“新武侠”小说，都涉及了一个问题，即“夷夏之防”。即使在金庸的早期作品中，也有这方面的烙印。“只要是满族人（异族），就是敌人”，《书剑恩仇录》中就有这样不成熟的表达。随着视野的开阔和历史观的成熟，金庸的民族观不断发展，这些变化也就自然地体现在他以后的创作中。如金庸笔下第一英雄萧峰是契丹人，第一明君康熙是满族人，而能够在官场上和江湖中游刃有余、呼风唤雨的第一小滑头韦小宝，已经没有“父亲”这一本体意识，更没有民族意识，已经分不清究竟是汉、满、蒙、藏和回中的哪一族。“夷夏之防”在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内被彻底打破，“异族”和“汉族”，几乎已经没有了界限。
    《天龙八部》中，汉族社会中成长的契丹人萧峰，在经历了艰苦的磨难后，最终完成了民族认同，归属于自己敌视了大半生的大辽国。可是他无法把汉人当作敌人，而是认识到汉人、辽人中，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根本不能把汉族和契丹族说成是哪一方好，哪一方坏。他认为宋辽之争错不在一方，而在于战争本身；战争使辽宋两国边境的百姓蒙受苦难，使辽宋两国的将士惨遭屠戮。于是他渴望和平，渴望停止战争，所以他虽贵为南院大王却只求保土安民，绝无南犯之意。他这种思想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武林同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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