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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有人能追得上廖晓义，她几乎是在跳跃着前进，随时都可以提出新想法，践行新理念。不过，又似乎每个人都追得上廖晓义，因为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痴迷的“中国式环保”的探索。 不管你追得上她还是追不上她，不管你佩服她还是对她心存疑虑，你都无法挡住一件事情发生：被她感染，受她影响。 ■十年间北京地球村的主攻目标是垃圾分类和绿色社区。对此，许多家庭和个人没尽到责任 廖晓义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中国山不像山，水不像水，是因为人不像人。”因此，她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改变人的心灵。 她说：“我理解的绿色是深绿，所谓深绿应该包含心灵环保和生命环保，不仅仅是自然界意义上的环保，因为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心灵污染和精神荒漠造成的。要想改善环境，我们还是要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着力。”她一直在探索，所以她就得不断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在人们争抢着申请签证出国的时候，廖晓义却主动选择了回国。她在“志愿放弃美国绿卡登记表”上签字，理由一栏写的是：留在中国搞环保。从1996年到2006年，廖晓义与北京地球村，主攻目标就是“垃圾分类”和“绿色社区”。 廖晓义说，城市垃圾分类问题不仅涉及资源再利用，而且涉及环境保护与人道主义。“粗放的分类形式不仅污染了环境，还严重损害了从业者的健康。这与许多家庭和个人没尽到责任有关。” 她认为，一个家庭，可以设三个垃圾桶，一个装易腐烂的厨余垃圾或者有机物垃圾；第二个装一般垃圾；第三个装可回收垃圾。“如果实在不行，就分为两类，一类是易腐烂的，一类是不易腐烂的。或者像南京绿色之友在社区里做的那样，把‘干’的和‘湿’的分开，然后提交给社区垃圾收集站，处理起来就方便了。现在难的，就是每个家庭应当把易腐烂与不易腐烂的首先分开。尤其不能再用塑料袋装着吃剩的饭菜就扔进垃圾桶。饮料瓶里的液体要清空，喝过的牛奶包装要洗净、展平、晾干，鸡蛋壳最好用清水冲洗；吃剩的骨头不要用报纸来包……这些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垃圾分类家庭责任”无法依靠居民自觉，只能强制要求。廖晓义说：“当然，也可以向一些国家学习，采用一些辅助性的利益诱惑方法，现金奖励啊、换取生活用品啊什么的。城市垃圾应当效仿日本的做法，分类后的垃圾在家里存储起来，然后社区的回收站定时定点上门回收。同时，公共空间要设分类清晰的垃圾桶，方便路人投放。” 廖晓义说：“分类垃圾只需动手，不必掏钱，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今的中国人变懒了。垃圾分类到今年已经做了整整13年，地球村付出了很多。仅在2003年，我们在社区里就泡了90多天，从捡垃圾开始。为此我们还租了一块地，用处理过的垃圾肥浇菜地，再把种出来的菜送回到社区，就是想让人们了解垃圾循环利用的道理。” “记得最初搞垃圾分类时，有位美国专家告诫我说，不要轻易去碰这种工作，他们已经搞了三十几年了，分类率才达到30%。在中国，没有强大的官方力量注入进来，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直到垃圾分类制度建立起来的那一天。至少目前国内的垃圾粗放型分类率已达到了20%。” ■她慢慢地从“生活环保”转向了“生命环保”，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环保智慧 2005年，廖晓义说：“我的生活理想是：珍惜资源，简约其行；修心养性，高尚其志；关爱生命，强健其身；敬畏自然，和谐其境。” 2007年，廖晓义喜欢说：“增体能，蓄心能，减物能。” 2009年，廖晓义嘴上挂的格言变成了：“心与身和，个与群和，人与天和。” 这些词句的变化，代表着她着眼点的变化。“从1996年到2006年，我做了十年环保，可以说基本上是失败了。我终于找到该做的事，那就是‘做心’，也就是对有关的人用环保思想和传统文化思想进行改良，中国古代文化里充满了环保智慧。” 从2005年开始，廖晓义开始大力倡导“生命环保”和“心灵环保”。北京地球村与一些养身大师合作，开发了简短易学的“易行养生操”，几乎到每一个场合，廖晓义都要现场教大家做这个操。 廖晓义说：“我是不肖子孙，我没有环境意识有很多年；1988年，我读到徐刚的《江河并非万古流》，心中有所触动；1990年，女儿又一次把我唤醒。她去幼儿园的路边，有许多白杨树，树上有很多‘眼睛’，她喜欢跟这些树说话。有一次她问那些有眼睛的树哪里去了?我随便说了一句‘被砍了’。她哇一下就哭了。我就想：为什么我那么冷静?我们在享受物质的时候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环境、健康和快乐。” 1996年，廖晓义成立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立志做“生活环保”。环保通常指两大系统，一个是生态保护，一个叫污染控制。地球村迈入了第三个领域：倡导绿色生活。廖晓义相信，任何环境灾难都跟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都是过度消耗资源的奢华生活方式造成的。要让环境好转，必须倡导节约型的生活方式。 廖晓义在演讲时，总是频频地告诫人们：人们用空调的时候，失去的是皮肤的调节和呼吸能力；人们用导航器开车的时候，身体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过度依赖物质的支撑，会造成心灵的衰竭和体能的萎缩，会失去美好生活的能力。“像我们这样的人总是乌鸦，总是在说大家可能不太爱听的话，但是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还是需要乌鸦的呀!我们也不是极端分子，不是说大家不用车，而是要推广公共交通；不是说不用空调，而是在夏天把温度设在26℃，不是反对用塑料袋，只是希望回收系统能够高效运转。” 她认为，环境被破坏和扭曲，在于扭曲的发展观，扭曲的发展观缘于扭曲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类在发展的历史上把自己设定得太大，结果就是蛇头吃蛇尾，都吃到脖子这块了，才开始紧张。仅仅是气候变化，就足以带来太多的灾难。人类再不反思，不在心灵上做文章，将没有希望。” 廖晓义经常在想：“环境恶化的症结在哪里?在于人类很不明智地选择物能的生活方式，而忽视了心能和体能。人类只知道拼命掘取外界的能量，而不懂得开发自身的能量。但在中国古老文化当中，可以找到一种智慧，那就是增体能、蓄心能、减物能，通过锻炼身体而不是通过吃药来达到身体健康，通过参与公益活动来改善心灵而不是通过治疗；通过增强个人智慧来获得幸福感而不是依赖物质的施舍。那样，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就是环保的生活。” 廖晓义觉得，中国文化里面至少有“五个大果子”，也就是人作为生命体所具有的五个方面：第一，儒家讲人事，经济只是人事中的一块，人怎么可能只是经济人呢?第二，道家讲人本，作为自然之子怎么和自然融为一体?第三，佛家讲人心，如何开发、蓄养内存的智慧?第四，中医讲人生，怎样理解、调节、保养自己的身体?第五，琴棋书画讲人修，人如何使生活变成艺术?“古代有些人，就生活在这种行为艺术之中，生活在这样的美感当中。我们难道不应该从他们那里接过生命树的果实，滋养一下自己的心灵和生命吗?” ■她成了村民们口中的“廖孃”，她认为自己回到了故乡，中国环保的希望在农村 2008年5月12日，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把廖晓义带回了四川。她到灾区考察，一直在想，作为一个环保组织，能够做些什么。 廖晓义认为，乡村的希望是中国的希望，村民的形象是中国的形象，和谐社会源于和谐乡村。在乡村规划中如何保持农村的特色?在乡村经济中如何保存农业的份额?在乡土文化中如何保存农民的精神家园?这都是无法忽视的问题。 2008年6月底，廖晓义回北京，召开北京地球村理事会。会后，一份通知出现在地球村的全体人员面前：北京地球村要设立四川办公室。北京办公室继续做好已经开始的项目，四川办公室当前的唯一业务，就是经营“乐和家园”。 2008年7月4日至7月20日，廖晓义到四川选点，到过桂花镇、白鹿镇和龙门山镇，最后定在通济镇，它是“就地重建”的试点镇。镇党委书记钟大钧向廖晓义推荐了大坪村，它高高地悬挂在海拔1600来米的山上。在山上，廖晓义写出了项目申请报告。 2008年8月，北京地球村以大坪村为项目点设计的“乐和家园”项目，获得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灾后重建”项目的支持，改名为“红十字乐和家园建设”。大坪村村民生态协会建立起来了，村民主动在“乐和家园”协议书上摁了手印，支持集体修建生态民居，支持建立手工刺绣、养殖、蔬菜种植等经济共同体。 廖晓义开始“务农”，生活在大坪村。她成了村民们口中的“廖孃”——这是四川当地对中老年妇女的亲切称呼。她认为自己回到了故乡。“中国的希望在农村，中国环保的希望也在农村。你不是去教村民做什么，而是去发现农村原来就有的好东西，把它们重新激活，重新凝聚而已。我在村里说，我原来那个村叫地球村，现在我到大坪村来了，我们两个村，要合成一个村。”从地球村走向大坪村，廖晓义说她找到了回家的路，同时也找到了中国的环保之路，她甚至相信，大坪村与安徽的小岗村一样，肩负着文明转型的使命。 乐和家园和成都一些大社区以及成都业主委员协会的秘书长谈成了意向：社区支持大坪村的生态农业，生态食品、手工制品、生态文化旅游。城市与乡村，建立了一个互帮互助、互利互惠的通道。 “乐和家园”很注意突出村民自主能动性，村民们结成小组互相帮助重建新居。村民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灵活地选择各种户型。就地取材和外购材料相结合，在工程专家的指导下建设新家。这样就杜绝了聘施工队带来的巨大费用以及偷工减料等问题，援助的每一分钱都切切实实地用在了新居建设上。 ■她不喜欢“农民、农村、农业”这三个词，她的替代方案是“农人、农庄、农艺” “乐和家园”的设计充满了哲学家式的中国环保理想。 “乐和”这个词，是从“乐活”变过来的。“中国文化自古就讲和，身体与心灵要和，个人与集体要和，人与自然要和，群体与群体也要和，只有心和，才可能合作；只有合作，社会才可能和谐。” “你乐这个和，你尚这个和，你维这个和，就是乐和。这样一个道理怎样让它走进人们的生活?怎么变成一个落地的模式?这是乐和家园项目的任务：一个身与心和、个与群和、人与天和的生态文明的微观模式。” “大坪模式”可以概括为“六和五自”。“六和”是生态文明的六个系统：乐和人居——乡村生态民居——生态文明的消费系统；乐和生计——乡村生态经济——生态文明的生产系统；乐和养生——乡村医疗诊所——生态文明的生命系统；乐和生态——乡村环境管理——生态文明的生态系统；乐和伦理——乡村精神家园——生态文明的文化系统；乐和治理——村民参与机制——生态文明的社会系统。 “五自”是在每一个系统中体现五个生态文明的品质：集体自强——合作经济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机制；个人自主——以股东和公民权利基础的个人责权利规则；生态自然——崇尚天然、顺应自然的产业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道德自律——敬天惜物、尊道尚德的素质和修养；乡村自豪——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的乡村建设基础上的城乡统筹。 2008年的中秋，廖晓义在大坪山与村民一起过节，她拿出古琴，谈了一曲《关山月》。2009年的春节，廖晓义也在大坪山上度过，和村民一起规划乐和家园的未来产业问题。 2009年2月4日，为了推进乐和家园“有机农业”发展，首届乡土农艺师培训班正式开学。当地有机农业专家、成都香猪果园负责人罗宇，教村民怎样收集土质微生物，怎样制作有机堆肥，怎样用传统的生物灭虫法代替农药等等。从2009年春天起，大坪村有五个自然村，将开始朝着有机耕作和有机养殖转型并协作发展。 廖晓义觉得不合适的，就千方百计要变化之。她坐在大坪村里，发现自己不喜欢“农民、农村、农业”这三个词，就开始想“替代方案”。她说：“有文人，有诗人，有学人，有商人，因此，农民应当叫农人；农村呢，应当叫农庄，因为农村的人是协作的，是个共同体，是个熟人社会，像在一个庄园里；农业呢，应当叫农艺，因为农业是一门艺术。” 廖晓义其实也有不变的——不变的是她的要改变的理想，不变的是她对物质生活的忽视。在北京那么多年，她一直没有房子，女儿在身边时，租了一间小房子，夏天再热，屋里也没有空调和风扇。女儿上大学了，她干脆直接就住在地球村的办公室里，一间小屋，一张小床。 还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公众对她的信任和期待。2008年10月，中央电视台的《乡约》节目来到大坪村采访廖晓义。天上下起了小雨。这时一个大孃撑着一把伞，径直走到了节目现场内。主持人问她来干什么，她说：“下雨了，我替廖孃挡一挡。”工作人员给她搬来一把椅子，她坐下，撑着伞，姿势一直不变。而雨，也一直静静地下着。 北京地球村的一位员工说：“有时候，你觉得廖老师转变得太快，有时候，你觉得她对人要求太严格，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追随她的思想；有时候你觉得与她一起工作是种折磨，但当你与她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忆过去的日子，你会发现，与她这么纯真、坚定的人一起工作，是人生难得的催化。” ▲廖晓义：1954年出生于四川，本科就读于四川大学，198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93年至1995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并自费拍摄环保纪录片《地球的女儿》。1996年回国创办“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简称北京地球村)。多年来致力于民间环保事业，从“生活环保”转向“生命环保”，在理念与实践的道路上不懈探索。曾获“苏菲环境大奖”等多项荣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