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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丧父勉强完成师专学业，机缘凑巧踏上学术之路学者谢泳回忆成长和学术经历 在当今学术界，谢泳的出现是个异数：我们很少在国内主流学术刊物上看到他的名字，他也从来没有写出过一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是他的知识分子研究却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所挖掘的《观察》周刊和西南联大，依然是理解过去那批知识分子的最佳入口。如何理解谢泳和他的研究?从他的成长经历中，或许可以找到与他至今还在研究的领域的某种曲折的关联。 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屋里，谢泳这样回忆他的童年。 谢泳认为与主流学术界的学者相比，他的研究不够完整、系统、专业，但更强调历史研究的趣味。他觉得学术研究可以各种风格并存，而不应该都是一个模式的。 2003年出版的著作《胡适还是鲁迅》。 《逝去的年代》是谢泳的代表著作。 少年丧父，右派记忆影响一生 在我早年记忆中，我是一个右派的孩子。虽然对于右派还没有什么概念，但这个记忆可能会影响我一生。 我上小学以前，隐隐约约记得和母亲去看过一次住学习班的父亲。现在回想起来大约是文革的初期。父亲穿着一件背上印有右派字样的衣服，我很奇怪。后来还看到过父亲游街。不久我的父亲就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时间是在1967年，我只有七岁。 少年失怙，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知道家里很穷，我上小学时连三块钱学费还是在入学半年以后交给学校的。我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开始产生与别人不一样的感觉。 那时我的学习还可以，每次评三好学生的时候，老师总要问我：“你家里有没有问题?”我回答：“没有问题”。小学里面，一个人的出身和父母的成分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到了中学，要入团，问题就来了。在这件事上，我才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的影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在中学里，我本来可以第一批入团，但因为父亲是右派，最后我还是没有迈进团组织的大门。 我父亲是一个药材公司的小职员，他成为右派只是因为他比自己的上级稍微有些文化，其实所谓文化，也只是他的领导是个文盲，而他还读过几年小学。 谢泳说：记忆其实是很不可靠的。他又笑着说：中年就开始回忆，好像有预支生活的意味。有了这两句话，让我觉得，谢泳的记忆还是比较可靠的，因为他有自省意识，而记忆也还没有走得太远。 “靡靡之音”陪伴了中学时代 1978年，谢泳还在高中读书，有一天，谢泳的历史老师冯彬把他叫到办公室，交给一张从他父亲单位里寄来的右派平反通知，这让谢泳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快要开始了。在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新时代里，谢泳一个强烈的记忆是当时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 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很少没有邓丽君的影子。那时没有影像，但她的声音是我们那一代人无法忘记的。许多年以来，我都想写一篇文章，专门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港台流行音乐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可惜没有用力收集材料。此言可能夸大了邓丽君的作用，但她对一个在封闭社会中成长的青年的影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我本来是一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但在初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时，还是为她的声音所倾倒。那是一个国门刚刚开启的时代，外面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 我那时读高中，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管理广播室的校工那里，我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然后，求他在学校的播音室里，用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为我放几首邓丽君的歌。这些事还不能让人知道，因为在那个时代，听邓丽君的歌是不被允许的，那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一个中学生，要是沉迷于那样的歌声中，几乎就是不可救药了。好在我那时很谨慎，没有让老师发现，所以也没有被认为是中毒的少年。我那时有一个梦想，就是特别想知道邓丽君的模样，那种期待，也许和今天的追星族是一样的心情。那时很难见到一盘原装的盒式磁带，所能见到的，都是转录过来的，那时，转录邓丽君的歌带，是青少年的时尚。 我还想到了琼瑶和金庸。一个出在台湾，一个出在香港，不是没道理的，我们这里，至少在我看来，出他们这样的作家，还不到时候，因为那种以市民为消费对象的都市文化还没有形成。我们本来有非常好的才子佳人小说传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有鸳鸯蝴蝶派，这种都市消费文学的传统，后来因为革命文学的打压，终于没有能在我们这边修成正果，而到了海峡的那一边。 补习考上师专英语专业勉强毕业 我参加高考时，家里没有一个人把那当回事。高考完了，我就去一个建筑队做了临时工。 一个多月以后，我的一个中学语文老师见到我，说你还是应该回来上学，我和妈妈说，我要上学，她说，那你上去吧。当时的补习费，好象是五元钱。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年考入师专。 1980年，我进入山西榆次市晋中师专英语专业读书，虽然读的是英语，但我对这门专业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三年后勉强毕业。 我在这里遇到过一个教政治的老师，叫黄学诗，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后来他告诉我，他和美学家叶朗是同班同学。他不是一个会讲课的人，思想也不是特别开放，但因为经历的关系，他在课堂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偶有涉及，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他常常有一些让我感兴趣的看法。黄学诗先生后来调到了山西省委党校，在副教授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前些年我还见到了他，说到他的职称问题。真是别有感慨。评教授时，学校要他考外语，他不去，不是因为不会。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和那些根本就不懂外语的人在一起考，他以为那是对他的侮辱。他是上海徐汇中学的学生，英语本来很好，就因为那一点点尊严，就没有评上教授。说实话，在地方上，就以他北大哲学系的学历，当教授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可他就是一个副教授。说来有趣，他是因为不考外语而失去了教授职称的，可他退下来以后却被当地一家师范学院请去教英文了。 自费订阅《批评家》从此踏上学术之路 毕业之后，谢泳留校做了校报编辑，在那里工作了不到两年，因为机缘巧合，谢泳到了山西省作家协会，成为《批评家》杂志的编辑。 智效民先生在《谢泳：从呐喊开始思想》一文中说：“据说《批评家》创刊后，做过一次读者调查，发现只有两个人自费订阅。其中一个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主管，另一个就是谢泳。于是，谢泳何许人也，竟成了编辑部关注的一个问题。”这大概是最早的机缘。 那时我除了作编辑之外，还写一点文学评论。不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的研究方向已不是小说，而主要是当时的报告文学。我研究报告文学的角度和当时文学界不一样，我选择的是知识分子的角度。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研究，起步的时间其实并不太早，基本上是在1985年前后。1988年夏天，由郑也夫等人发起的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讨论会在北戴河召开，在那次会议上，集中了国内后来从事知识分子研究较早的一批人，有许纪霖、郑也夫、黄万盛、陈明，还有一批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讨论，在那里，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在专业之外保持对社会关心的人。这个会议其实对后来中国学术界的知识分子研究有很大作用。 我在研究了国内大部分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之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自费印刷过一本书：《禁锢下的呐喊———1976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只印了一百本送朋友。我把这本书寄给了国内一些作家和学者，他们多数给我以鼓励，像邵燕祥、谢冕和陈丹晨先生，都给我写了信，但名作家没有一个理我的。那是1993年，我还没有从波动中平静下来，这本书最后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 那时我已做好准备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先想研究鲁迅，写了几篇文章，不久又放弃了。转而想研究张爱玲，但也只写了一篇论文。后来我下决心要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我在《禁锢下的呐喊》后记里写了这个想法。 “用自己的研究证明自己” 国内最早研究储安平的不是我。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早地找到了《观察》周刊和西南联大这两个对于研究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算是概括性的群体。我注意到《观察》的撰稿人和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有很大程度的重合。1993年，我完成了《观察》周刊的专题研究。我写完《〈观察〉研究》以后，有一年朱正先生来太原，我把已订成书的稿子托他送一本给一位最早研究储安平的学者指正。后来朱先生告诉我，她不以为然。朱先生是一个爽快的人，他对我说，别管其他，用自己的研究来证明自己。 我以后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能坚持自己的研究，是朱先生的话起了作用。《〈观察〉研究》一直没有出版。 我是个业余做研究的人，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也不在学院之内。这些年如果说我在学术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知识分子研究方面，主要的途径也是通过自学。我只上过三年师专。我在国内的主流学术杂志上没有发表过文章，比方说《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我从来没有投过稿。在上世纪90年代，我的文章大多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二十一世纪》的主编刘青锋是个很有热心的人。我想，刘青锋老师大概觉得：在山西那样一个偏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人给香港的媒体投稿，很不容易。她对我的帮助很大。从1993年(那时《二十一世纪》刚刚起步)开始到2001年，我基本上每年都要给《二十一世纪》写稿。从给《二十一世纪》写稿开始，我觉得自己的研究开始接近于职业的学术研究。 ■人物 谢泳 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 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1995年起在黄河杂志社任编辑，现为黄河杂志副主编。已出版书包括《旧人旧事》、《学人今昔》、《教授当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杂书过眼录》、《没有安排好的道路》、《大学旧踪》等。代表性研究专著为《逝去的年代》、《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血色闻一多》等。 ■学术简历 1989年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著有《禁锢下的呐喊———1976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198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主要方向是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著有《〈观察〉研究》一书。 1996年后主要从事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著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撰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1951至1952年》 (谢泳口述；撰文:陈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