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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钱谦益活了83岁，在官场上滚爬了半个世纪，然而在他的履历中，真正当官的时间也不过四五年，大部分时间则是过着优游林下的日子。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入阁执政，其次是修一代之史，但二者均未能如愿以偿。钱谦益虽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在文学与史学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他在明清鼎革之际失节降清，遭到遗老遗少的蔑视，后人也因此非议他的人品，从而对他的文品嗤之以鼻，称其为“两截人”。 科举时代，“学而优则仕”被无数文人学士奉为金科玉律，这是文人进入仕途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途径。才华横溢的钱谦益无疑具有优势，他也坦言：“我本爱官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钱谦益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编修。几个月后，由于父亲病故，他不得不回到家乡服丧守制。守制三年后他并没有复出，而是在乡里整整闲居了10年，直到泰昌元年(1620年)才官复原职。没想到，他很快又碰到麻烦。 天启元年(1621年)，钱谦益出任浙江主考官时，被牵涉到“科场舞弊案”中，虽然后来查明与他无关，但还是因此被罢官归乡。天启四年，他再度复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头衔从事编纂《实录》的工作，后来因为与东林人士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交往密切，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之中。 在这场阉党发动的整肃异己的政治风潮中，钱谦益又一次被革职回乡。崇祯元年(1628年)，明思宗打击魏忠贤及其阉党，发动了持续两年的清查阉党逆案的运动，并为东林人士平反昭雪。钱谦益官复原职，很快升任礼部侍郎。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他的声望、才学鹤立鸡群，被列入增补内阁成员的名单之中，引发了会推阁员的“枚卜之争”。 心机颇深的温体仁借口天启元年的“科场舞弊案”中钱谦益的问题还未搞清，横加诬陷，让钱谦益有口难辩。明思宗不加细察，无端给了钱谦益一个革职处分，温体仁得以顺利地进入内阁，日后又升任内阁首辅。他忌惮钱谦益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遂指使常熟人张汉儒诬告钱谦益58条罪状，把乡居8年的钱谦益逮捕入狱。 无端蒙受不白之冤的钱谦益在狱中上疏申冤，通过亲朋好友为之多方奔走，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明思宗发现温体仁结党营私，痛下决心罢了他的官，释放了钱谦益。然而，钱谦益的官运依然困顿。 命运好像总是在捉弄钱谦益，一次次地把他抛到政治的圈外。从他首次入仕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他三起三落，旋进旋退，没有什么政绩可言。 事实上，钱谦益虽有才华，却天真浪漫没有城府，对于官场风云的瞬息万变穷于应付，没有能力抵御猛烈的政治浪潮。如果当时他能激流勇退，专心于学问，定能开拓出另一番天地。但他在政治上太热衷于进，不甘心就此作罢，反而在“仕”的旋涡中愈陷愈深，终日栖栖惶惶、营营役役，继续寻找复出的机遇和门径。 二 甲申之变，北京失守，崇祯自杀，南京诸臣议立，钱谦益等人主立潞王，而凤督马士英等人为争拥立之功，立福王即位，改元弘光。马士英出任兵部尚书，并且兼掌内阁实权，而钱谦益就座礼部衙门。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似乎给钱谦益带来了“曙光”，有文字记载，弘光年号就是钱谦益提出的，“含弘光大”(《易·坤·象》)之意。不过，也有更多的事实表明，他在南京的许多活动并不光彩。 据谈迁《枣林杂俎》记载：“(阮大铖)日同(马)士英及抚宁侯(朱国弼)、诚意伯(刘孔昭)狎饮，后常熟钱侍郎谦益附焉。钱宠姬柳如是，故倡也。大铖请见，遗玉带日：‘为若觅恩封。’自是诸公互见其室，恬不知耻。”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也有记载：“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大铖)赠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其丑状令人作呕。嗟呼!相鼠有体，钱胡独不之闻?” 钱谦益为何如此献媚?据谈迁《国榷》、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等书中记载：“(钱)谦益觊相位，日逢马(士英)、阮(大铖)意游宴，闻者鄙之。” 阮大铖，安庆怀宁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与马士英同时得中会试，曾经依附于魏忠贤，与“阉党”骨干分子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成“死友”，编写攻击东林人士的《百官图》，迫害东林人士。崇祯二年，清查“阉党”逆案时，阮大铖列入从逆分子名单，以“交结近侍又次等”判处削籍，按刑律得处徒刑三年，后准许纳赎为民，但是“永不叙用”。 崇祯十五年，在阮大铖花重金活动之下，马士英罪废起用。为了了却这笔人情债，完全掌控弘光朝廷，马士英挟制福王，清除所有“护持局面，阻抑大铖”的大臣，“内批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但马士英顾忌舆论压力，在难以名正言顺实施的情况下便要钱谦益以东林领袖的身份出面表态，为“阉党”翻案。于是，钱谦益写了《矢愚忠以裨中兴疏》，疏立了四件大事一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的幌子下，强调“不复以党论异同徒滋藩棘，则人才日出”，为逆案中人进行辩护，最后笔锋一转，看似不经意地带出一句：“逆案之贾继春、阮大铖者，皆慷慨魁垒男子也。”这才是画龙点睛之笔，因为阮大铖已经是“内批”的兵部右侍郎了，所以他必须为他找到合法性依据。 钱谦益以东林领袖的身份强调“不复以党论异同”，捐弃前嫌，推翻逆案。文秉曾经在《甲乙事案》中评论此事说：“时马、阮欲尽翻钦案，擢用杨维垣诸人，以钱(谦益)为东林领袖，欲令钱疏荐，以塞众议，以爰立诱钱，钱遂出此疏。” 应当承认，钱谦益在奏疏中的立论不能说毫无道理，比如他指出的“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确实是晚明政治中的一大问题，但是据此企图抹煞阉党迫害东林人士的事实，为那些卖身投靠魏忠贤的“逆案中人”翻案，为阮大铖等宵小之徒张目，无论如何都有悖于历史，也有悖于他自己的良心。轻而言之，是为了仕途的飞黄腾达而讲了昧心话；重而言之，是出于私心，晚节有亏。 夏完淳在《续幸存录》中谈及此事时，作出这样的评论：“(马)士英欲起用蔡奕琛、杨维垣，恐物论不容，以(钱)谦益人望也，属荐之。谦益乃阿士英指，疏列四事，日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大旨在颂马士英功，雪逆案诸臣冤。”钱谦益心甘情愿地被马士英利用，：看来是不争的事实，其目的或许像他自己所讲的那样是珍惜人才。然而，事与愿违。 “逆案”洗刷之后，阮大铖并没有捐弃前嫌，而是小人得志，立即报复。他大力起用“逆案中人”，网罗爪牙，效法魏忠贤对付东林党的办法，编《蝗蝻录》、《续蝗蝻录》，又作《蝇蝻录》，企图把东林复社人士一网打尽。 为这样一个人鸣锣开道，钱谦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 遗憾的是，南渡的朝廷只支撑了一年，当豫亲王多铎攻下南京之时，刚在南明朝廷出任礼部尚书的钱谦益就被清朝廷“诱奸”了。 何为“诱奸”?就是执政者先以乌纱帽等引诱文人出卖良知，为其歌功颂德，吹牛拍马；一旦用不着后，便板起面孔，大兴文字狱。正如梁任公所言：“满洲人的征服事业，初时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难……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觉得武力制服那些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却在他们身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在这之中，钱谦益最为典型。降清之后，他锐意进取，邀功请赏，主动帮助朝廷引诱栖身杭州的明朝潞王归顺。自以为功可入阁，可是等到顺治三年却只得到一个礼部侍郎的官衔。不久，朝廷又借故把他打入监狱，一坐就是6年。最后，即便他已驾鹤归天，朝廷也不忘专设《贰臣传》，在史册中永远羞辱他!他就像一个美女，背弃前夫，投靠强人，可是被强人玩弄后抛弃，为人诟病。为此，他也曾自嘲是“荣进败退”、“天地不祥之人”。 几乎就在钱谦益被执政者“诱奸”的同时。他的爱人柳如是在秦淮河畔也被江湖郎中“西门郑”诱奸了。钱谦益得知后倒是豁达大度：“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贵一女子耶?”(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这是相当沉痛而有自知之明的内心告白。 南京失陷后，柳如是曾劝钱谦益自杀殉国，但他贪生怕死，直到后来诸般不如意“要死”之时，又被柳如是抢白：“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今日，晚已。” 据柴萼《梵天庐丛录》中记载： 明末大臣之无耻莫如虞山钱牧斋。牧斋固自称道臣领袖，将抱首阳、粟里之节者，而一念好爵，遂致倒行逆施……牧斋尝归里，舟过蠡口，有客舟前梗不得行。客舟中皆苏常士子避难而出者。遽问来舟为谁，舟子对以常熟钱相公。士子十余人佯为不知，移舟过访。牧斋曰：“某明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现今礼部侍郎、翰林学士钱某也。”士子讶曰：“太保故未死耶可谓庆矣!”即声别同去。牧斋忸怩者久之。 连普通士子都对他当面折辱，可见钱谦益之声望已一落千丈。 四 顺治十八年(1661年)是钱谦益的八秩之期，虞山弟子和明室遗民纷纷表示为他祝寿，庆贺耄耋之年，其族弟钱君鸿更是发起了征集祝寿诗文的活动。钱谦益深知偷生苟活，有亏道德和气节，于是借《与族弟君鸿论求免庆寿诗文》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一口辞谢。 为了郑重其事，钱谦益又修函给钱君鸿，重申拒绝祝寿的意见： 敕断亲友，勿以一字诗文枉贺。大抵祝寿诗文只有两字尽之，一日骂，一日咒。本无可颂而颂，本无可贺而贺，此骂也；老人靠天翁随便过活，而祝之日“长年”，日“不死”，此咒也。(《与君鸿》) 由此可见，钱谦益虽已年迈，但并不糊涂，颇有自知之明。他早就体会到被骂的痛苦。至于被咒，他的体会尤为深刻。尽管他晚年龟缩在家，但是社会上对他的恶评仍然不绝于耳。 检阅清初诗文，是凡凭吊钱谦益的作品，有多半是“可惜死得太晚了”之类的意思，正如钱泳所言：“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履园丛话》) 后来，沈德潜编选《国朝诗别裁》时将钱谦益的作品放在首位，让乾隆皇帝颇为不悦，批下旨来：“一个降臣，竟置于篇首地位，简直是岂有此理。”这让以艺术标准第一的沈德潜，从此就在政治标准第一的乾隆面前失宠了。 乾隆之所以对钱谦益如此批判，更多的是政治需要。清军入关以后，在顺治立国、康熙初政时期，都曾不遗余力地延聘江南才秀、名流耆宿、文士遗民，以收揽人心，巩固政权。到了乾隆时期，已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局面，于是，作为一国之主，乾隆自然就要提倡对君忠贞不二的思想。 乾隆曾在读《初学集》后题写了一首诗挖苦钱谦益：“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后来，他又指示修《明史》的馆员们说：“这个钱谦益，不能与另一降清的名将洪承畴齐肩并列。虽然都是贰臣，但一个贰得好些，一个贰得差些，如果把洪承畴放在甲卷，钱谦益也就只配放在乙卷。” 平心而论，沈德潜对钱谦益诗的抬举并不过分，他的确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大诗人。顾炎武虽鄙视钱谦益的人品，但他与文朋诗友谈诗论文，历叙文章宗主时也说“牧斋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傅山《为李天生作·自注》)，承认钱谦益是一代文宗。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更是对钱谦益的诗推崇备至。 与那些慷慨激昂的志士仁人相比，钱谦益活得很累，在南明与清初的历史剧变中，显得寡断于苟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政治生涯接连不断遭受挫折，而他又非常看重传统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治国平天下，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个矛盾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着他，难以摆脱，直至扭曲了他的心灵。 值得一提的是，降清之后的20年间，出于一种道统与良心的驱使，钱谦益毅然扛起反清的大旗，以衰老之躯奔走于“反清复明”运动之中，历经千险，九死不悔，却也未能尽洗铅华，以致抱恨终天。这中间，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他虽久历宦海，屡罹祸患，却能怨而不怼、忧而不愤，在伤心抹泪、含垢忍耻之余，仍能奋其笔舌，汩其灵明，其用心之苦、用力之勤、用情之深，着实让人钦佩服膺。 可告慰他的是，几百年间，其诗文虽屡遭毁禁，但仍然流传于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