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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梅摘 1986年、2001年、2005年，帕瓦罗蒂曾经三次来华。其中以1986年的首次来华最为中国人、也最为帕瓦罗蒂本人所看重。曾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工作的王洪波，在10月4日《南方周末》撰文披露了帕瓦罗蒂第一次来华的细节。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原因，欧洲一个剧院到遥远的北京演出一台歌剧，在那个年代绝非易事。关于热那亚歌剧院1986年访华一事，最早的一份文件，是中演公司1984年10月20日写给文化部的请示报告。当时的文化部主管领导在上面批示：“此团来访的来龙去脉未说清楚。邀请如此大团来访，目的必须明确。请再查一查情况，告我。” 中演公司急忙报上去一份更详尽的报告，说明热那亚歌剧院此次访华“确有诚意，将会得到官方资助”。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部长朱穆之很快相继圈阅表示同意。这件事就算初步定下来了。 之后，是长达一年多的各种具体谈判和准备工作。但是直到1985年11月，双方还都一直没有直接见面。当时的谈判所涉及的内容极为琐碎，排练演出在什么样的剧场，住什么样的酒店，中国当时有什么标准的剧场和酒店，以及饮食交通如何安排，剧院需要来的人数，能不能有拉拉队、摄制组……耳听为虚，对于中国这个遥远神秘的国度，意大利人根本摸不清头绪。 开始，意方对许多事情很坚持。比如对于剧场，他们认为天桥剧场“条件太差”，提出在体育馆演出。中方提出，歌剧这样的“严肃音乐”完全不适合在体育馆演出。如果选择在体育馆，需要另外支付25万美元的费用。中方说，需要支付体育馆前后共一个月的场租费。这是当时经咨询，体育馆方面的报价，而且是“上级的规定”，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便在今天看来，恐怕也是全球最贵的租金了。意大利人最终选择由中方为之选定的天桥剧场。对于人员，中方要求他们限制在160人以内，他们认为“不可能”。后来，双方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允许意方增加到210人，中方只负责接待160人的食宿交通费用，余下的50人为自费，中方同意安排其食宿交通，但每人每天要交60美元的包干接待费。住宿问题，稍微复杂些，中方坚持认为前门饭店“很不错”，连卡拉扬率领柏林交响乐团来，住的也是那里。最后意大利使馆于1985年10月21日照会文化部，仍然很客气，“十分荣幸地通知贵部如下：旅馆，不太理想，为此希望选择一个较好的旅馆，其差价部分，意方支付。”为此，中方为他们重新选择了香山饭店。香山饭店也“趁火打劫”，要求加收提前一天的“起租费”，理由是旅游旺季，北京租房特别紧张，同一天空出这么多房子有困难，需有一半房子要提前一天空出，其一天费用意方要多支付3100美元。 让人感到奇怪的倒是关于“零用金”问题的最终谈判。意方提出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70元人民币，剧院领导和帕瓦罗蒂每人每天300元。中方的答复是普通演职员每人每天90元，剧院领导每人每天110元，帕瓦罗蒂每天500元。这一结果在总数上实际超过了意方提出的标准，因为除去院领导的零用金有所降低外，其他人都提高了，而剧院领导其实没有几个人。这时意方的态度很有趣。原备忘录上写道，对此“意方表示理解，也能接受此方案；但(需要)再做演员的工作，在文字上应加上‘保留探讨的权利’”。 中方为什么给出高于对方要价的“零用金”标准?经向老同志请教，他们说，过去许多事情都是提前向上级部门请示，具体做事儿的没有自主权。即便是对方的要价对中方更有利，也不能临时相机改变上级已经研究决定了的事情。所谓谈判，不过是“通知”对方而已。 500元人民币，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一天500元，也算得上是超乎想象的天价了。 在当时中意双方的商谈中，稍微特别一点的要求中方几乎都很难做到。原因既有观念上的，也有物质上的。6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邀请帕瓦罗蒂到中南海做客，并举行午宴欢迎他的访华。胡感慨，中国有可以容纳6000人的宴会厅，却没有容纳3000人的歌剧院。他首次向客人透露，10年内中国将建设一个国家大剧院，邀请他届时来演出。为了弥补没有大型歌剧院的不足，胡耀邦当场拍板，请帕瓦罗蒂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一场个人音乐会。他还劝客人不要着急走，到中国的一些地方去看看。听说艺术家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胡耀邦决定让有关方面包专机送客人去西安看一看。次日，中演公司就与空军联系，包了两架“三叉戟”飞机，7月1日早9时起飞，晚7时返回，朝去夕归。中国人的办事效率令意大利人大吃一惊，为之激动不已。尽管为了准备7月2日的演出，帕瓦罗蒂本人没有去西安，但是他的家人和热那亚歌剧院的艺术家们，几乎都去了。 帕瓦罗蒂7月16日离开中国前在机场给胡耀邦写信，说“我爱上了您的国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