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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先生在他的寓所——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与世长辞。 正式的讣告尚未发布之前，噩耗很快传向了鲁迅的挚友和关系密切的后辈青年，内山完造、冯雪峰、周建人、胡愈之、胡风、黄源等震惊之余，纷纷赶往鲁迅寓所。 下午1时多，许广平、周建人等商定租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丧，将鲁迅的遗体请殡仪馆派车接了去。葬礼的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墓地、棺材和寿衣的选择，最后都由许广平决定。沈钧儒帮助联系了墓地。对此，沈钧儒考虑的是墓地四周须要留有空地，以便千秋后代来悼念。他对公墓负责人讲，死者是位了不起的伟人，不讲迷信求风水。墓地定在宋氏墓区的东首。鲁迅之子周海婴说：“我没有跟随母亲去看过墓地的印象，只有和母亲、孙夫人宋庆龄、茅盾夫人孔德和婶婶王蕴如这几个人一起去挑选棺木的记忆。走了几家都不中意。听到大家议论，倾向买西洋式的，既大方又符合父亲的身份。最后大家让母亲买一口相当昂贵的西洋式棺木，也就是人们在葬礼照片里所看到那一具。我感到母亲的犹豫。但时间过午，不再寻找另一家，便这样确定了。” 这具棺材是万国殡仪馆订购的，据10月22日《大晚报》载：“灵柩的代价，据说是九百元，为宋庆龄女士所送。葬在万国公墓的一个墓穴，时价值五百八十元。” 瞻仰仪容从10月20日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原本寂静的胶州路上，从早晨六七时起就有人等候在殡仪馆门口，他们都为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所震惊。来自四方的民众，怀着深沉的悲哀凭吊他们敬重的伟人。 萧乾在鲁迅灵堂担任了两天的“照料差使”。他以记者犀利的眼光描述此情此景： 扶着那面绛色帷幔，职务使我看见了数千个陌生的但是诚笃的脸，一个个脚跟都像堕了铅球，那么轻又那么沉重地向灵堂踱。低垂的头，低垂的手，低垂的眉眼和心。待踱到中间，冥冥中似乎有什么使他们肃然停足了，静穆的哀悼如一双按住的手，他们的身子皆极自然地屈下了。然后，噙着一摊湿湿的眼泪。用手巾堵着嘴，仓促地奔了出来。 他看到一群小学生来吊唁，在近30位小吊客中，他特别留心了一个衣服褴褛，腿下微跛的一个。腋下夹着的书册和石板说明了他们是刚刚放学。如今正是回家或者在街头玩耍的时候，然而他们却结伴迢迢跑到了这里，那个微跛的孩子，一拐一拐地，一直来到灵前。两只颇清秀的眼睛直直地凝视着鲁迅先生的遗骸，然后，又放下腋下的书册，深深鞠下躬去， 萧乾说：“我不信做了那么多纪念周，他不知道‘三鞠躬’的礼数，然而当我数到第三次以后，他仍向下屈着小小腰身，他一连鞠了七个躬，才红涨着脸，也红涨着眼睛走出灵堂。”治丧委员会本来预定在殡仪馆瞻仰遗容一天，由于前来的人数众多，出乎意料，于是又决定延长两天。有个统计，第二天前来吊唁的人，总数不下五六千，团体则增加到80多个，尤以女学生为最，均穿一色的制服，排列整齐，态度从容，面色静穆。入门后由招待员入灵堂行礼，并绕遗体一周而退。 下午3时至4时举行了小殓，即把鲁迅的遗体安入到灵柩里，此后我们只能从那棺罩的玻璃外面瞻仰半身的遗容。参加者有许广平、海婴、周建人、周建人的夫人和子女，治丧委员会成员宋庆龄、胡愈之、内山完造，治丧办事处同仁以及生前好友郑振铎、池田幸子等30余人。 入殓仪式很简单，参加仪式人员分成前后四行，前排是周氏家属，第二排是治丧委员，第三排是办事人员，末排是周氏友朋，由姚克任司仪，向鲁迅遗像行三鞠躬。敬礼方毕，许广平抱住孩子突然倒在地上，泣不成声，其他亲友也有痛哭流泪的。胡风回忆：“后来，在入殓前，从我禁不住充满热泪的眼里看去，她(宋庆龄)也在一面走向棺材一面不断揩着涌出的泪水，在整个丧事中她和坐在殡仪馆大厅一边，穿着整齐西装的内山(内山完造)不断地流着泪。”当时灵堂内的那种悲痛的情景，只要稍闭一下眼睛，便可以想象出来。 殡仪馆职员为鲁迅更衣，白纺绸衬衫裤，咖啡色薄棉袍袄，白袜黑鞋(白底)，外裹咖啡色棉衾上覆绯色面子湖色夹里之彩绣锦缎被。 殓毕，由许广平暨子海婴抚首，周建人暨其女儿扶足，将鲁迅遗体安置棺内。棺为深红色，质系楠木，制作为西式，四周有铜环，上加内盖，半系玻璃，露出上半部，任人瞻仰。棺木四周放满了花圈，正中有红绸的一个花圈是苏联大使鲍格莫夫所送。 从10月19日至22日这4天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以及伴送至万国公墓的民众参与葬礼者，前后多达万余人。 22日下午2时半开始出殡之前，从殡仪馆大门出来整队的人更多了，六七千人的送葬群众，队伍长达里许，在哀乐和挽歌声中，向万国公墓出发。 萧军是行列的总指挥，手执着两块硬纸板做成的话筒，在人丛中穿来穿去，经过几十分钟的整队，秩序终于井然。走在送殡队伍最前面的是作家蒋牧良、欧阳山，执掌着由张天翼书写的“鲁迅先生殡仪”的横幅。在行进中别人也来交替地与他们换手。接着是十多位作家送的轭形花匾、“民族魂”的大旗，之后是奏乐队，挽联队、花圈队。因为送葬的群众实在太多了，所以前面已走了多时，鲁迅先生的灵柩车才缓缓地在哀歌声中，从殡仪馆中开出，在灵车之前是一幅巨大的鲁迅画像。它系布底墨画，神采栩栩如生，为画家司徒乔的手笔。 这天的送葬，队伍中没有传统的僧侣，也没有牧师，更没有撒纸钱的陋俗。大家自愿地拿挽幛、捧花圈，除了主治医生一人之外，也没有一辆自备汽车。 从万国殡仪馆到万国公墓的距离颇远，治丧委员会租来九辆汽车 (按时间计算租金)都为丧事用，最前面开路的是挂着鲁迅先生遗照的一辆车，遗像由周建人的两个女儿左右护持，后面是灵车，许广平和儿子海婴、周建人夫妇等家属分乘四辆汽车相随着，七旬的蔡元培、沈钧儒，和宋庆龄等，步行了相当一段路，在再三相邀下才上了汽车。接着是五人一列的徒步群众跟着灵车送行，其他，如章乃器、李公朴、胡愈之、王造时、王统照、沈兹九等，都默默地跟在行列的最后走着。临时组织的自行车队、纠察队、救护队在前后奔波联络、照料。 当队伍进入租界区域，工部局为了维持秩序，派了一队印度骑巡队来“保护”。而当走到了中国地界的虹桥路，便由全副武装的黑衣白绑腿的中国警察接替了。 在这长长的行列中，包含着童子军、学生、工人、文学家、艺术家、职员等等。上海市区西北部几条绵延相连的马路上，送葬队伍所经之处，无数的市民伫立街头，悄然默哀。并不断有人加入到队伍中来，形成一条近万人的送葬队伍。人们用黑纱、挽幛和口号、歌声来表达哀思。万人“挽歌游行”的壮举已经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摘编自《痛别鲁迅》作者孔海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