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粟裕 1952年，全军开始干部评级工作，正式确立军队干部等级制，并着手授衔的准备。 次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1953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 从这时起，元帅、大将人选已在中央书记处的考虑之中，也就是《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说的“军衔鉴定”工作。 最后在人选既定的情形下(即贺龙1953年透露的内定)，为使职务与军衔相匹配，罗荣桓于1954年6月被增补为军委委员、军委副主席，随后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从而在1955年9月顺理成章授衔元帅。 这一点，似乎与王树声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1954年1月前，曾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职务并不高，仅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因中央书记处决定授他大将衔，因此他在短期内，相继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 正因为此，认为自己资历不够，被毛泽东称赞“是个老实人”的罗荣桓深感不安。 得知中央准备授予元帅军衔后，他再次表现了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罗荣桓的请求无疑是诚心诚意的，但他的授衔与否，显然已不是个人的荣誉与待遇问题，而是代表了秋收起义以及全军的政工队伍，因此这一请求也就未被毛泽东批准。 罗荣桓主动辞帅，粟裕这个老邻居也不例外。 1955年的军衔制，特别是将军以上级别的授衔，的确有些令毛泽东为难。 张爱萍之子张胜说，当过一把手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事问题了。“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并不是简单地看功劳和能力的，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人际关系以及各个方面平衡的需要。这也许会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 张胜似乎说出了1955年毛泽东的心里话。 由于不仅仅是出于军队正规化的需要，还是对开国将领们有史以来一次总授衔，多少带点“梁山好汉英雄排座次”的味道。而且，从西汉宣帝“麒麟阁十一功臣”、东汉光武“云台二十八将”，到唐太宗开国“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国似乎早就有“排座次”的传统。 因此，最高统帅部极为慎重，酝酿、筹备几乎达五年之久。 “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一介书生杜甫当年尚有如此霸气的一问，授衔的将领们也大多把军衔看成是对自己过去战功、对革命贡献大小的一种肯定，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专业技术职称。 授衔的方案几易其稿，结果终于出来后，一位老红军听说自己只授少将军衔，大失所望，说了一句贻笑大方的名言：“我要把那个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还有人因此闹情绪，两三天不吃饭，甚至哭起了鼻子。 共产党人虽然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但到底是人不是神，也食人间烟火，也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存在这些“不和谐”音符当然一点也不奇怪。 历史上，老祖宗们这一现象也屡见不鲜。 刘邦当年就要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一次和张良看见将领们都在窃窃私语。 刘邦很不解，问张良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一语惊人，说他们在商量造反。 刘邦惊得差点跌下龙椅，忙问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张良说您最近封了许多王侯，而没有奖励他们，他们心中不服。 刘邦这才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最后在张良的锦囊妙计之下才得以摆平。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还不至于严重到这种地步，毕竟都是共产党人，“风格不高”的仅仅是极少数。 他也很清楚，出于各种考虑与需要，授衔的确未必能做到绝对一碗水端平。1956年9月，他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皮定均本来准备授衔少将，按规定与其他书记处成员一样，只负责元帅与大将提名的毛泽东，忽然间“意兴遄飞”，“越级指挥”，来了一句“皮有功，少晋中”，皮将军因此得以官升一级。 这虽然被传为佳话，但皮将军的老上级刘少卿因此易位，反而只授衔少将。 这种不按规定出牌，未按条文行事的特例，自然难免个别人会有想法。 还有东北野战军八纵的司令员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师级干部，只授少将衔，而他的政委邱会作并无此等经历，却是中将。 元帅授衔公开的标准只有两条，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通俗一点说，就是资历或者战功两个标准。 这里的“或”字(并非“和”字)十分关键，就是说，“资历”或“战功”两个条件中任意一条即可。 按这一标准，粟裕一生征战以及指挥华东野战军(即战役军团)创造的辉煌战绩，就完全符合“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一条。 针对个别抱怨的将领，毛泽东亲自出面，严肃地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最高统帅发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当然就没人敢公开发牢骚了，不过腹诽的不免也有。玉皇大帝尚且有人心里嘀咕，鲁迅就说过：“我对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 好在罗荣桓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提出辞帅，及时做出了表率。总参谋长粟裕也主动请求降衔，不做元帅，又树立了一个高风亮节的标杆。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是他的贴身“影子”，后来多次回忆说，在中南海颐年堂，中央书记处曾谈过粟裕的军衔。 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 周恩来说粟裕已请求辞帅。毛泽东当然也知道，又感慨地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 粟裕辞帅后不公正遭遇 粟裕辞帅求仁得仁，自然无怨无悔。 但正如他的两次谦让司令，后来的某些遭遇或许是他始料不及的。 这一谦恭自抑的直接后果，是带来知名度与影响力的降低，当年常常“抢占”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头版头条，堂堂华东方面大军的“粟总”，渐渐与同一军衔里的战友们“溶化”，统率华野(三野)全军纵横南北的威名不再。 粟裕用兵，的确有似韩信，但为人上，两人又有天壤之别。 韩信用“四面楚歌”之计，垓下一战彻底解决了项羽，却被疑神疑鬼的刘邦一把拿下，从楚王降为淮阴侯。此后，他常常托病不上朝，待在家里闷闷不乐。 这时候，他觉得最没面子的事，不是曾受过胯下之辱，也不是曾做过项羽的逃兵，而是丢了楚王之位，从此只能与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都曾是韩信部下)处于同等地位了。 有一回，他静极思动，信步到舞阳侯樊哙家坐了一会。宰狗卖肉出身的樊哙虽是粗人，却也十分谦恭，跪拜送迎，依然自称臣子，说：“大王怎么竟肯光临寒舍。” 韩信却一点也不领情，出门后长叹说：“我这辈子竟然和樊哙这等人为伍了(生乃与哙等为伍)。” 他身为“汉初三杰”，给刘邦打下半壁江山，却莫名其妙被刘邦给了个行政降级处分，后来还以谋反被割了脑袋，的确有些冤。但从他如此狂傲看，似乎也不算太冤。 比照粟裕功高不居的人品，韩信有些望尘莫及。 不过，好人未必一生平安，粟裕这个好人遇到的坎坷事就不少。 囿于古老的官本位传统文化，他谦让后的大将级别，使他的传扬受到框定，“好汉”的“当年之勇”逐渐鲜为人知。许多时候，还需要细心的人们去考证、探究。 1955年9月授衔后，公布的名单里却只有十位元帅与他们的军衔，虽然粟裕是全军第一个授衔的将领(早于元帅授衔)，又是十个大将之首，但公布时既没有说明他的军衔，也没有提及大将的人数，只提了周恩来“将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短短一句话。 元帅们一时更加威名远扬，家喻户晓，而包括粟裕在内的十个大将，直到多年以后，才被世人“新大陆”一般惊奇地“发现”。 《人民日报版面备要》一书，在新闻版面安排上，也特别对元帅、大将和其他军职做出有区别的规定。 文章摘自《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