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春天远未到来，周总理的去世更使这一年的冬天显得格外寒冷漫长。此刻，“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到了第十个年头，前路茫茫，中国政局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周恩来留下的总理位子将由谁来填补?某种意义上，这正决定着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走向。 逼真的假“遗言” 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这个1975年1月临危受命，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小个子，短短一年，已经给予全国人民太多希望。然而，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越刮越烈，“四人帮”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也几乎趋于公开。 正是在时局如此微妙的时刻，一封直接肯定邓小平工作的“总理遗言”突然在全国各地被广泛传抄、传诵，影响甚至波及国外，世界各国许多电台、通讯社播发了“遗言”内容。 起初，完全没有人怀疑这份“遗言”的真实性。全篇只有简单、节制的一千余字，无论是叙述口吻、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还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层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全国范围内将展开彻底的追查。追查的结果，更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份冠以周恩来名字，笔法如此老练、逼真，造成轰动性政治影响的“总理遗言”，竟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手笔! 他叫李君旭，外号“蛐蛐儿”，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国的医学专家。英俊且才华横溢的李君旭被他的很多同龄人看作1970年代真正的“青年才俊”。他曾是众多女同学暗恋的对象，但那份炮制的“总理遗言”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如今，他已经变成一个脑部受重创、生活无法自理的病人，卧床整整二十载。 附件：总理遗言来龙去脉 1976，丙辰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不会被忘却的一年。这一年，天崩地裂，伟人谢世。这一年，是十年动乱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年，孕育着新时期的到来。 在众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件可能已经被人们遗忘，这就是发生在“十里长街送总理”与“四五天安门事件”之间的，震惊中外让当权派全力追查的“伪造总理遗言”案。 周恩来去世，23岁青年工人炮制总理遗言 1976年1月8日，巨星陨落，在病房与病魔斗争了半年的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位担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国总理的党内元勋，本应享有国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仅仅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就连告别仪式上致悼词的邓小平，也在仪式结束后事实上无法进行工作。各大报纸上，怀念总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压缩，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被要求合并、缩小字号，甚至于报纸的头条都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等有意占据。十里长街送总理，也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下进行。 1976年2月5日，杭州的几个热血青年聚会，议论起了新闻报道的周总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遗嘱。“总理遗嘱就一句话吗?肯定有别的指示被封锁了”有人说着情绪就变得激动起来。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也强烈地认为，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但事实上，根据各种记载，处于病重之中的周总理确实没来得及留下什么遗言。 想着总要做点什么的李君旭，在经过几天的思考之后，一个极为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诞生了，“遗言!写成总理诀别信的口气!”。有了想法，便立刻动起了手来。23岁，如此年轻，还是一个工人，有人不免怀疑，他能模仿出总理的口气写出遗言吗?事实上，李君旭尽管是个工人，但热爱文学，后来还得过全国报告文学的奖项，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并且，他炮制总理遗言还非常用心，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还找来了任弼时去世时的追悼会纪念册，参考胡志明遗言。他这份炮制的遗言中，还加入了总理委托邓小平致悼词，撒骨灰等细节。甚至还特意把新闻中说的“骨灰撒到海里”改为“撒掉”这种简练的用法。 “总理遗言”原文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却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的国家和党掌握，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纪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道路，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我们前头倒下去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时，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墓前告诉他没有白死，死者会听到自己同志的声音的。"第二年他就牺牲了，多少年来，我总是想着用什么向他们汇报呢?……在这弥留之际，回顾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 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共产党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遗憾的是我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强工作，补回失去的时间，为人民服务了。 同志们一定要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 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3. 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19 除此之外，还有一封短信，是给邓颖超的。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战斗五十多年了，我相信你一定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好孩子们，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 周恩来 1975.12.28 传抄与追查：“遗言”引起巨大震动 当李君旭将这份“遗言”出示给他的几个朋友，并谎称这是抄自“某油印稿”时，他的朋友们立刻就被震撼了，进而相信这确实是周总理的遗言。于是，类似文革时期众多私密流传的手抄小说，这份“总理遗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传播开了。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现，几天内风靡全城。它借助着中国人传统的亲朋好友之间频繁的感情联络，借助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邮政渠道，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除西藏、新疆这些偏远的省份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甚至还有十多家外国及香港的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个遗言的消息。 人们兴奋、激动，又有几分紧张，就象在暗夜中发现了火光。在人们被压抑得窒息的时候，“遗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并肩而行的自行车上，人们交头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们辗转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间一谈起时局，一谈起遗言，也会像磁石一样立即引为知己。 然而，这份力挺邓小平的遗言也引起了当权派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与收缴。凡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受到盘问。 在东北某省的某个文化局内，局长大人亲自坐镇，召集几十名干部训话，限令当晚二十四点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现的“遗言”是从哪儿来的，不然一个都不准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学，“工、军宣队”命令所有的学生都交一份书面保证，讲清楚自己同“遗言”有关的一切情况。连理发的师傅，都因涉嫌传播谣言而挨了批斗。 但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后收缴上来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而对最初的谣言，在几天之内就定位在了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并同时牵连到了他的几个朋友及他们的父母一共7人。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幸好四人帮倒台，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们就被平反了，因为这是属于“反四人帮”的行为。李君旭被教育“制造谣言是不对的”后，也被释放了。 以上，就是这次“总理遗言”案基本的来龙去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