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爱萍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大批革命干部、文化工作者等人被批斗被迫害致死，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张爱萍上将在文革中同样遭受了污蔑和迫害，他到晚年也表示绝不原谅某些人。 张爱萍：有的人绝不原谅 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1974年，我见到罗瑞卿，经过“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荡然无存。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这位前公安部长，这种毫无人性的审查的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大概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哪个个人了。 但父亲似乎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解释。我们和他谈到这种现象应该归于体制的弊端时，他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 “文革”中相当的一批专案组，他们不仅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地逼迫、诱导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历史。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磨他们。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无赖，而是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真的是认为党内混入了许多敌人，还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势力的需要，或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的野心，才密谋策划、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残忍和下作之事。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怀有怎样的企图，我想知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专案办副主任身患绝症，他托人捎话给我，他一生参加革命，只做过这么一件坏事，他对不起老首长，现在将不久于人世，希望首长能原谅过去，他就能瞑目了。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我心中充满了悲凉，郑重地对传话的朋友说，我一定转告父亲。那天父亲在批阅文件，我在他身边静静地坐下。父亲抬起头来，似乎有点惊讶，有事吗？我讲述了这个临亡的人哀婉的请求。 沉默，父亲一直凝视着前方空空的墙壁，就这样沉默了很久。最后，父亲转过头来，他说：“不行！这是不能原谅的！” 他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让我震惊、震撼。他补充道：“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绝对不行！” 原谅，一个多么高尚伟大的词，但它绝不是廉价的！人生，有可原谅的，也有永远不可原谅的！他不希求头上笼一层圣洁的光环。古代有一种叫狴犴的怪兽，它有一种嗜血的天性，只要闻到人血就会兴奋。世界上确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本性就像狴犴一样嗜血，他们像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当那些被他们折磨的人，出于求生的本能，不得不在他们拟好的假证明上按下手印时，他们会产生一种愉悦，一种满足，他们一定会为他们的成功弹冠相庆的。 又过了10年，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父亲又针对“文革”的话题，旧事重提，语言犀利，愤慨而激昂。果然，在场的有人坐不住了。在一旁看在眼里的方毅说：“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 张爱萍不原谅的两个人是谁？ 在张爱萍次子张胜所写的《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有两个没有点名的反面角色，其一涉及人品素质；其二则涉及诬陷犯罪，张爱萍直到晚年也不能原谅他们。 “文革”期间，狱中的张爱萍对自己的遭遇百思不得其解，他在看到九大选出的政治局名单后，“终于恍然大悟”。不算毛泽东，政治局24人，“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6人，共12人。”“剩下12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没有点名的3个政治局委员是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显然，“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那一位是许世友，当年的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也是许世友。书中除了在彭德怀表态“按爱萍的意见办”后，提及作战处长石一宸的回忆：许世友副司令员正在作战室，他听说军委已批准了，大声说：“坚决支持张参谋长的意见，不要再干扰张参谋长的行动。”通篇没有说过许世友一句好话。 反面角色之二在撤销防空军时，就与张爱萍结了怨。张爱萍说：“我两次登门征求他们的意见，做说服工作，但人家都拒而不见。”在议案上会讨论时，对方摔出话来：“吃我？历来是老子的部队吃掉人家！”张爱萍一听，顿时就炸了。他拍着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满座哗然。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了。后来，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撤销防空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历来“吃掉人家”的防空军司令员果然被张爱萍“吃掉”了。 1965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下台，这位冤家对头升任代理总参谋长，成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的顶头上司。1967年1月，解放军测绘学院（属总参领导）造反组织抄了张爱萍家，并将其扣押。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虽然张胜隐去了签名者的姓氏，但谁能代表总参党委签名呢？张爱萍本人就是党委副书记，签名者只能是已于1966年12月被任命为总参党委书记的代总长杨成武。12月18日，以杨成武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12月26日，张爱萍被宣布正式逮捕。 现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电话记录上，记载了杨成武的话：“对张爱萍的问题应当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根据杨的具体指示，专案组去上海先抓了彭（彭丰根大夫，曾在上海医治过张爱萍的枪伤）的女儿、儿子，然后逼迫彭写下把张爱萍介绍到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的口供。3月5日，专案组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专案组组长、总参党委书记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均为杨成武）：“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但是彭被迫的伪证有个时间上的漏洞，“于是下一个阴谋出现了。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将所谓彭丰根1933年出卖情报的事提前到1930年。他们对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说：‘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上看，这样做也是有过先例的。’”没想到19天后，杨成武本人也被逮捕，专案组大换班，“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最终没能定案。 与罗瑞卿关系非常密切的杨成武，在批斗罗的时候上纲上线，嗓门特别高。轮到从大西北核试验场回到北京的张爱萍“表态”，他张口就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这种风气了！”后来他在回忆往事时对儿子说：“我从心里鄙视那些政治投机者，都是些无耻小人！”“我最鄙视的就是这种两面的风派式人物！”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张爱萍激愤地发言：“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在场的方毅喝彩：“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关于原来专案组的人，张爱萍对张胜说：“这是不能原谅的！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不行！绝对不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