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公博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4月12日），广东南海人，中国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曾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抗战开始后随汪精卫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长，是汪政府内第二号人物，亦被视为「汉奸」。汪精卫死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长。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流亡日本，最后被捕解回中国，审讯后被枪决。 陈公博生于官宦之家，父亲陈志美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曾为广西提督，赏穿过黄马褂，后罢官居于广州。陈于广州出生，自幼弄枪习棒，曾独自把几个骄横的八旗子弟打伤，6岁开始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还包括《金瓶梅》等禁书。1907年陈公博与父在家乡组建「三点会」反清，失败被囚。1917年于广州法政专校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五四运动时接受各种新思潮。1920年于北大毕业，回广州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创办了宣传新思维、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群报》。1920年陈独秀受聘到广州，与陈公博、谭平山等组成共产党广州支部。1921年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代表广州出席。1922年，陈与共产党关系破裂，宣布退党，并出洋到美国留学唸经济。 1925年陈公博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后，回到广州。即被国民党内左派延揽，加入国民党，并出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受廖仲恺、汪精卫的重视，先后任党部书记，国民政府广东省工农厅长。1926年国民党第二届全国大会上党选中央执行委员，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北伐开始后，作为蒋介石随员北上。宁汉分裂时支持武汉的汪精卫。宁汉合流后到广州，联合张发奎驱走李济深，准备迎接汪主事。之后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陈公博等受各方责难，于1927年12月逃到香港。 1928年陈到上海，出版各种书刊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各种主张，成为国民党内改组派的宣导者。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谋求和解，蒋介石及汪精卫再度合作，汪任行政院长，陈亦任国民政府民众训练部、实业部长等职。1936年2月，汪辞去行政院长，陈亦辞职。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汪精卫与日本暗中交涉谈判，于1940年3月到南京，成立其与日本合作的「国民政府」。陈公博初时对汪的投日有所保留，最后却选择追随，任南京汪政府的首任立法院长，后兼上海市长。1944年汪往日本治病，陈公博任代「国民政府」主席。汪死后，兼任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45年初，中日战事胶着，陈亦开始透过军统向重庆暗通款曲，故意包庇军统的行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陈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最初陈还望能得到重庆接受，但最终逃亡日本，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中国政府发出对陈公博的通缉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无法保护陈公博，只能将其交出。陈被押回中国，交由军统看管。1946年4月在苏州狮子口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4月12日行刑枪决，临刑前将一小茶壶赠予陈璧君说:“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陈痛哭失声。到法庭时，陈公博给家属写封遗书，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写到一半即缀笔。伏法后，尸体葬于上海公墓。 陈公博自白书 （1945年11月） 我这篇回忆是从二十七年离川写起，是一篇自白，也可以说是汪先生和平运动的简单实录。本来在今日大统一时候，我对于保存国家和地方人民元气的心事已尽，对于汪先生个人的心事已了，是非功罪可以姑置不论。但既然奉命要写一篇简述，那么，对于汪先生的心境，我是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汪先生的心境，和平运动就无法说明它的起源。对于我的主张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我的主张，这几年来的经过便无从说起。对于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便不知道这几年来此间人们的苦斗和挣扎，类于矫饰，而不是坦白的自白。我也知道，我参加和平运动的经过，由反对而卒至参加，重庆的同志们都很了然，就是不写，大家都很明白。因此，我决定不诿过、不矫饰，很简单的写一篇回忆。不过，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算了了，然而至今还抱极大的缺憾的，就是我自民国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总想这次外有日本的侵略，内有共产党的捣乱，国民党不至于再有破裂了罢。若要不破裂，只有从我做起，所以由民国二十一年起，以至汪先生离重庆止，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对于党始终没有批评过，对于实际政治也没有批评过，然而还有汪先生离开重庆一件事，更有组织南京政府的一件事，这是我梦想不到，而引为绝大遗憾的，以下分段说明这几年来的经过: （一）汪先生的心境关于汪先生的和平理论，我不打算写了，汪先生的和平理论，这几年来有出版的言论集。我要写的是汪先生由民国二十一年以至民国二十四年，尤其是民国二十五年后的心境。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张和平的动机。 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 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 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卒使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时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很是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复我:“我死尚不惧，何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环境更是一天一天恶劣了，当时的国事，我知道是蒋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负责的，然而外间的观察显然已划分为两个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牺牲，愿意替国家负责，愿意替蒋先生负责，可是据我观察，国事至是，危险非常:第一，中国要战，应该举国一致；中国要和，也应该举国一致。如果把蒋先生和汪先生认为两种主张，那么国内不难明显的分为和战两派。在大难当前，而有党内两个不同的见解，可以促成党的分裂。第二，国内捣乱的分子很多，惟恐国民党团结，惟恐蒋、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拨者以机会。国的分裂、党的分裂，是我决不愿再见的。那时国内的报纸对于汪先生攻击已渐渐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报纸记载日本公使有吉回国，汪先生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常报上便讥讽汪先生，登了两首诗。那两首诗的全文，我已忘记，只记得有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那时真苦闷极了，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极不愿汪先生就这样牺牲了。因此，我又劝汪先生辞职，等到和战大计决定之后再负责任，也不为晚。 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儿女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辞职以后，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我力辞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分子。 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于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我现在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得考虑一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后，更无话可说。 民国二十三年下半年，我的确苦闷达于极点，除了一般人攻击汪先生主和之外，还有些人见了汪先生便主和，离开汪先生便主战，还有些人力劝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并且来见我，要我苦劝汪先生不要主和。其实当时情势混沌达于极点，战固说得太早，但和也无从说起。我劝汪先生以暂退为宜，最后我见汪先生坚持负责，我只好单独向汪先生提出辞职，可是我每一次辞职，汪先生总不答复，这样一直延至民国二十四年夏天。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罢，汪先生肝病复发，到上海进医院了，后来依医生的劝告，又到青岛养玻在八月间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黄季宽刚由重庆见过蒋先生回到上海，携有对日方案，定于八月五日由沪来青岛”，嘱我同黄季宽一同到青岛一谈。我于八月五日在南京飞机场等候黄季宽，当天飞至青岛。下午同黄季宽一同见汪先生，汪先生那时病得很消瘦，看了那个方案以后，没有说什么话，回头只对我说:“公博，你是不是还想不干？”我说:“是的。”汪先生说:“这样也好。”我听说汪先生允许我不干，如释重负，和黄季宽一齐退出来，当夜便和青岛市长沈鸿烈痛饮一顿。第二天早上，我和朋友喝酒，没有去见汪先生，到第三天中午还是喝酒，汪先生派人来找我了。 我酒还没有大醒，便去到海边一个别墅见汪先生，这是我自有生以来和汪先生面红耳赤说话的第一次。过去我虽然常和汪先生讨论，有时免不了辩论，然而那一次简直可以算吵起来，事后回想，真不胜悲凉之至。汪先生一见我，便很严肃的问我了:“公博，你说不干，是真的不干吗？”我说:“我不愿干，自去年已决其心，那还是假的？”汪先生说:“我病还没有好，或许今天我的说话是病态的说话，我不独我要干下去，我劝你也要干下去。”我那时真是醉还未醒，我说:“汪先生能否容许我说几句话？”汪先生说:“当然可以。”我说:“汪先生你说你是病态的说话，我今日则是醉态的说话。 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终无补于南宋之亡。一 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是卖国还是有代价，象今日的情势，日蹙国百里，谈不上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先生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华民国说的。人家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 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汪先生这番话使得我无话可说，我只好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我是在八月十日回南京，同时我知道蒋先生将于二十日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他决定辞职，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辞，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岛时那样坚决要干，不到十天又坚决辞职。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愿意不干，其中变化的理由我也不再去问了。 那年十二月，汪先生被刺于中央党部受伤了，更因受伤而出国疗治了，我对于汪先生受伤是极痛愤的，对于汪先生出国是极高兴的。汪先生出国一直到西安事变后才匆匆归国。 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汪先生更是倾向和平，以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结果在国际恐怕只便宜了苏俄，在国内只替共产党做机会。总之，汪先生的心境、他的主和，远因是受了长城古北二之役的影响，近因是受了西安事变的刺激，或者他人的观察和我不同，而我个人的观察还是自信是比较正确的。关于汪先生的心境，我写得似乎太长了，但不详写汪先生的心境，便无从说明汪先生主和的症结。至于后来因主和而离开重庆，那是我始料所不及，并且我前后反对了二十余小时，还不能阻汪先生的离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