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粟裕 粟裕将军曾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得到不公平的批判，直到1994年才得到平反，这样一位伟大的军事将领，为什么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呢？ 粟裕一生的坎坷，是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造成的，和他自己的性格为人没有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战争中形成的山头文化，终究会造成一些人的悲剧。历史上，粟裕起码得罪了三个山头。 第一：八路军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和新四军的老大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对决，已经宣布，八路军是中国的领导力量。在这个大背景下，在新四军土生土长的粟裕，政治生涯不可能平坦。 第二：1958年批“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主持，整倒粟裕，整垮刘伯承。表面口号是总参谋部在解放军训练中有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争部队指挥权。粟裕一倒，彭德怀提了自己三军团的黄克城当总参谋长。 第三：邓小平，“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句话写进“邓小平文选”。尽管粟裕和邓小平没有爆发矛盾冲突，但是，邓给粟裕完全平反是不可能的。就是杨尚昆说的那句话，“这件事，我只能办到这种程度”。邓小平并没有故意整粟裕，而是为了“第二代”的形象，必须要有战功。争辽沈平津太难了，打的时候都没去过，只能是淮海了。如果给粟裕完全平反，那句话就得找橡皮从文选里面擦除了。 于是就有了粟裕不平坦带有悲剧色彩的后半生…… 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的粟裕。 粟裕，离我们很近。 因为，他是被毛泽东誉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将”，是众所周知的常胜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四大野战军之一的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的实际最高指挥官。军史扬名的的“准海战役”，即是粟裕最先提出战役构想的初级蓝图、尔后又奉中央指令积极发展组织为超级大战役，并在准海战役中指挥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取得了辉煌胜利的。 1949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常胜将军粟裕》的文章，以事实盛赞粟裕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文中还引用了刘伯承对粟裕的高度评价：“智深勇沉、百战百胜，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有古名将风，有古大将风，是中国的战略家。” 粟裕，又离我们很远。 因为，这五十年来，特别是1958年至1994年间，他的形象常处于云遮雾罩若显若隐的状态。共和国第一大将，突然而基本消失于公众眼前，消失于报刊之中。要么，偶尔出现在媒体中时，却在他的名字后面，挂上的是“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或“中央军委负责人”这类模糊不清、使外人根本读不懂其内涵的职务名称。 最令人不解的，是粟裕晚年之际，他竟然坚决地远离“淮海战役”那段光辉历史。 1940年，陈毅与粟裕在黄桥战役前夕。 “准海战役”本应是粟裕大将革命与人生的最大亮点，但是，自1958年7月之后，“准海战役”一事，竟然却反演变成了将军的一个忌讳。1958年之后，每当有人建议粟裕对“准海战役”作一些回忆、总结时，他都予以坚决推辞。他还对他的夫人楚青说：“准海战役的文章我不读，准海战役的书我不写，准海战役的戏我不看！” 粟裕辞世后，解放军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的《粟裕战争回忆录》，洋洋近40万字，是粟裕对他几十年戎马生涯、特别是他指挥经历的各大战役情况的回顾。按理说，准海战役是粟裕参入指挥的最重要一次战役，但原稿之中，却居然没有关于准海战役的半点内容！致使价值重大的《粟裕战争回忆录》一书，留下了份量如山的遗憾。 虽然，1989年在粟裕逝世五周年之际，他的夫人楚青将粟裕以前曾即席回答他人关于淮海战役的一些提问，整理为《粟裕谈淮海战役》一文，发表在当年第6期的《党的文献》杂志上。解放军出版社则于2007年作为附录，补入再版的《粟裕战争回忆录》（改名为《粟裕回忆录》）一书。 但是，以粟裕即席回答提问而整理的《粟裕谈淮海战役》，毕竟只是粟裕对淮海战役看法的片断，而不是他有系统的对那场大战役所作的全面回顾与思考。因此，人们便仍无法从中全面准确了解到，常胜将军粟裕对此战役的思索、判断、决策与指挥过程。而这一切，都是解放军军史中，极为宝贵的思想与精神遗产，也是军事学武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宝。而今，斯人已长逝，这些重要的内容，也均随鹤西去，永无再现之可能了！ 真是一个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啊！ 太让人遗憾了。 1940年，曾参加南昌起义的新四军干部在皖南合影。前排左起分别为周子昆、袁国平、叶挺、陈毅、粟裕。 然而，在这个令世人无不叹息的遗憾后面，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共和国第一大将的粟裕，为何如此决绝地要使自己与“淮海战役”的光荣，予以隔离？ 遗憾，源于五十四年前那次军委扩大会中的一次错误批判。 1958年5月28日至7月22日，根据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军内整风的意见，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整风与整编，起初是只有300人参加的小型会议，尔后，又演变成与会者达到1000余人（师以上军官）的批判大会。批判的对象有二个方面：其一是主持军事学院与军队训练工作的刘伯承元帅、萧克上将之所谓“军事教条主义”，其二便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之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的，是时任主持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 而代表中共中央领导这次会议的负责人，则是邓小平。 对于这次批判，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宣布：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从而为刘伯承、萧克当年的冤案平了反。 但是，粟裕所遭受到的冤屈，则一直到1994年才正式明确宣布平反。当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通过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张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粟裕的文章，文中正式宣布：“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内战期间，在苏中战役前线指挥的粟裕。 同一次会议的问题，为什么粟裕问题的平反，要在刘伯承、萧克当年的冤案已平反14年、粟裕去世10年后，才予以解决呢？ 这之中，有些什么蹊跷呢？ 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批判时，给粟裕的定的罪名，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二是有点“里通外国”（苏联）。因为这个“里通外国”的错误，致使最忌党内同志单独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毛泽东，在一次小会上，顺水推舟，按聂荣臻的说法，又给粟裕扣了顶“坏人”的帽子。 实际上，这二个罪名，重要的是第一点，即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没有这一点，第二点也算不了什么，毛泽东也不会由此对粟裕有这个轻率评说。 因为，所谓“里通”苏联，不过是当时粟裕欲向苏联军队学些部队正规化的经验而已。例如，会议中，有人提出粟裕“告洋状”，说粟裕到苏联访问时，与苏联总参谋长对口会谈，在会谈过程中，粟裕曾提出：总参谋部与国防部的关系，请苏联总参谋长介绍一下苏军的经验和做法。不知是翻译文字语言上的原因，还是对方没有正确理解，苏军总参谋长听了回答说：“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再没有具体解释。粟裕听了，也没有再说什么。 1947年2月，陈毅和粟裕在莱芜战役战场上。 粟裕是总参谋长，又是国防部副部长，不会不知道中国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此题涉及敏感，粟裕自然不会说什么了。 真正致使粟裕蒙冤、被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罪名的原因，实际上是他的军史功劳与当时所处地位不相称，而带来的人事矛盾所致。 对此，杨尚昆坦率的披露了这个问题的实质。 1983年2月2日晚，时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在他的住所接见粟裕的夫人楚青时，对楚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和聂，半个是陈。” 彭德怀、聂荣臻、陈毅。 其实，还有一个，杨没有说也不能说，就是邓小平。 1947年，粟裕（左二）在指挥孟良崮战役。 1958年军委的那次整风，最主要的领导者，是邓小平和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则都不是领导者。但是，这四个人每个人和粟裕都有一本帐。 其中，聂荣臻是在1954年担任总参谋长时，与粟裕发生了矛盾。因为，毛泽东当时对总参的工作不满意，说聂没有及时向他毛泽东汇报，开军委会时，聂往往又没有什么多话说，毛就指责聂说，“我又不是要请一个木头菩萨来”开会。因此，毛便经常直接问任副总参谋长的粟裕，而粟也能回答得令毛放心。由此，粟便得罪了聂，他认为是粟蓄意越权，令他难堪。 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粟裕仍是总参谋长，不过，这时彭让黄克诚做了新设立的军委秘书长。这样，军队的指挥系统实际有了二个中心。 鉴于二个中心这个弊端，所以后来自粟裕下台了，黄克诚起，总参谋长就大都兼军委秘书长了。 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老部下，自然关系密切些。而毛泽东却又只认为是粟裕在管总参，因此，他仍然要粟直接向他报告军队的事。由此，彭德怀便认为粟作为参谋长不向他这个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汇报，而直接通天，是对他的不敬。粟左右为难，只好每每于毛要的报告上，在前面写上“彭副主席并呈中央、毛主席”，但彭却又退回，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 因而，彭、粟关系相当不好，但彭在上，粟处下，粟只能无可奈何。 1948年，粟裕在豫东战役指挥所进行指挥。 陈毅与粟裕的关系之中，说来原本更没有什么事。只是，粟裕在华东野战军期间，由于陈毅与时为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关系紧张，加之他的一些军事方略不为毛泽东看好，而改令由粟裕实际指挥了华东野战军，并将陈毅从“华野”调开，去了中原野战军（“中野”）刘伯承、邓小平处。此事，无疑极令陈毅不快，但由于是毛泽东的意思，他也无奈。于是，陈毅不敢怨毛，当时也尚不能怨饶，但迁怒于粟裕是不可避免了。 此事中，毛为军事大计，任命粟裕取代陈毅，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但粟裕可能认为自己资历不如陈毅，故二次拒受，而请毛仍命陈毅为司令、政委，他只在实际中代理。粟裕这样做，想必是以为照顾了陈毅的面子，殊不知，陈不是这样想的，而是反认为毛泽东二次要粟裕担任司令一事，是粟裕搞了名堂，是粟“阴”的表现，以此猜度之怨气，在心中积了十年，直到1958年粟裕挨批之际，才喷发出来。 淮海战役前夕，粟裕（左）同张震（中）等一起研究作战问题。 邓小平与粟裕的关系则比较微妙，表面上，谈不上什么过节。然而，对于奠定中共军事战史辉煌之一的淮海战役之功劳，邓小平却显然有他个人的某种认为。 淮海战役后期，邓小平虽然曾有一个负责领导“华野”与“中野”的“总前委”书记头衔，但实际上，包括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五人在内的“总前委”，实际只在淮海战役胜利后召开过唯一一次会议，而在整过战役中，“总前委”并没起什么作用，十分之七的战役任务，是由粟裕指挥“华野”独立完成的。并且，“中野”的军事指挥官还是刘伯承，并非是政委邓小平。 对此，毛泽东、刘伯承都始终认为，淮海战役的头功，非粟裕莫属。 刘伯承就说了：“淮海战役这个仗，主要是三野（华野）打的” 然而，肯定了这一点，就等于是否定了“总前委”书记对淮海战役功勋的第一地位。 因此，看到粟裕倒下去，不排除邓小平会有惬意之感。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粟裕在干部大会上进行战斗动员。 有二件事可以证明这个猜度： 其一，淮海战役展开之初，其实邓小平、陈毅也如很多人一样，是认为粟裕对此战的构想是“贪大、贪多”，并不积极。当时粟裕电请刘、邓及当时在“中野”的陈毅统一指挥两个野战军，邓、陈可能想事先避免承负战败责任，便以电台联络不便，要粟直接听命于中央与毛泽东。所以，粟裕就只好直接与毛泽东汇报、并单独指挥战役。 而战役打胜后，邓小平便说，淮海战役是两个司令员指挥的。 陈毅则用大而化之的评价，说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削弱粟裕的影响。 但到了1989年，其他当事人都不在了，邓小平又说：“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此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目前的定论。 对于邓小平的政治作风，叶剑英曾有过评价：“小平是很擅权的”。 叶帅的这个看法，不会是空穴来风。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前线总前委。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其二，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交代首任驻华大使尤金，要他到中国办的一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在《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一书里，原“华野”干部马苏政说：“尤金到中国后，向毛主席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后来尤金又问过陈毅同志，陈老总说：‘你去问邓小平就知道了。’邓小平却不说。” 邓小平为何不愿向尤金谈淮海战役？ 怎么谈？ 谈粟裕的功劳，他没兴趣；而说是他这个名义上的“总前委”书记指挥的，却又难以说圆。 有此前由，所以，1959年军委扩大会上粟裕陷入挨整境地时，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邓小平，便完全站在了支持彭德怀、陈毅、聂荣臻三个人的立场，推波助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代表中央宣布1958年的“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为刘伯承、萧克平了反。但是，却没有对当年一道挨整的粟裕，给予什么新说法。 显然，若邓小平不发话，是没有谁敢为粟裕平反的。何况，1980年时，另一位事主聂荣臻，还健在。 因而，直到此后又过了14年的1994年，邓小平基本上从政治上退下了，聂荣臻也于此前早二年去世了，刘华清、张震二位军委副主席，才得以用《人民日报》文章的形式，为已去世10年的粟裕平了反。 1949年4月，粟裕向第三野战军宣布渡江作战命令。 但，尚不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宣示。 大概，因当时邓小平虽已近90岁高龄，不管事了，毕竟尚在人世。 导致粟裕遭到的这个不幸，固然有许多原因。但从人际关系角度分析，显然，粟裕本人也存在一个大错误。 什么大错误？ 他不应该二次推掉毛泽东提拔他的机会，从而，致使他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被埋下了定时炸弹。 第一，他不应推却正式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第二，他不应推却原本可以授受的元帅军衔。 在政坛、官场，甚至职场中，历来有二条古训：“名不正，言不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1949年9月，粟裕乘火车赴北京参加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从粟的一生看，他显然是一个想干事，也极能干成事的人才。然而，在政坛、官场，或职场中，要能干成事，仅凭个人的才干，还是远不够的，而必须具备干事的合适平台。并且，干大事的人，还不能是小平台，而必须是相应的大平台，这样，人的才干，方能有得以无碍而施展的天地与机会。 当初，粟裕既然胸中已有大计划大战略，那么他就应接受毛泽东任命给他的地位，从而能名正言顺的指挥作战，并进入历史。然而，他却谢绝了。 评军衔时，毛泽东拟定粟裕为元帅，他又谢绝了。 二次推谢，都是有益于了陈毅。 1950年4月，粟裕在华东海军成立一周年大会上讲话。 不论是粟裕是顾虑陈毅的面子，还是因他性格上，缺乏政治家所须具备的“当仁不让”的大丈夫作风，而不敢越过顶头上司去执掌大权，或者是他过于信奉重实干轻名位的哲学，反正，粟裕个人的后来的困境，就是由此造成！ 同样会打仗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显然要比粟裕高明。 在十大元帅之中，林彪的资历至少是排后三名，南昌起义时还只是连长，但是后来不久，他的职务便很快越过了他的教官、上司，成为方面军首长，林彪却并不为此惶惶。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期间，因原东北局书记彭真领导不力，毛泽东便提拔任命林彪超越彭真，做了东北局书记，而当时，林彪仅只是中央委员，而东北局包括彭真在内的其他四名副书记，却都是政治局委员！对此，林彪也不谦让推辞，照样理直气壮坐到一把手位置，行使指挥大权。因为，他深知“名正，言才顺”的道理。 中共在东北的局势得以迅猛发展，与林彪敢独统大权是分不开的。 1955年国庆节，左起：洪学智、萧华、粟裕、陈赓在天安门城楼上。 显然，粟裕没有这种认识与气魄 设想一下，如果，粟裕当初就正式做了华东野战军的司令、政委，而不是什么“代理”，当初就当仁不让的接受了元帅的荣封，那此后，他与聂荣臻、陈毅、彭德怀即便仍可能会发生矛盾，但他至少还可旗鼓相当的平等对待，而不是象1958年那样，身处下级被动处境。当时，按传统与规则，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前，就是只先找了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四个人开小会研究，决定会议议题。相反，当时粟裕若也能以曾经的野战军一把手、后来的元帅身份参与小会，就完全可以避免邓、彭、陈、聂四人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先入为主而在毛泽东跟前抹黑他的境况。 实际上，若粟裕有野战军第一首长及后来的元帅身份，至少彭、聂二位在与他共事时，彭、聂便不能以对下级的态度为难粟，从而粟裕当时的处境就不会有那样尴尬，人家就只能与他商量办事，而不是能动则指令他了；同样，他与毛泽东的相关联系，也就非常正常，而没有人敢非议越权什么的了。 同样，若对待的是一位元帅，料想，邓小平也不致于会就轻易支持彭、陈、聂，会敢那样始终压住他粟裕的事（甚至连他粟裕去世多年也仍不给他平反）了。 福建武夷山市列宁公园内的粟裕骨灰安放处。 长期以来，某种文化总是宣传，要人们不要计较“名”或“权”，而要重在干实事。 对此，那些深喑历史与人生之道的人，骨子里是根本不会相信的。他们坚信古训中的真理：名不正则言不顺。因而，他们口头上虽不会轻蔑这种文化，但在实际中，他们是绝不会按此而行的。 相反，不少真正能干事的老实人，却被这种文化误导，以不要名不恋权的君子之风，对待官场、职场环境的风险。显然，他们将由此而吃很多大亏。 粟裕，大概也是一个吃了这种亏的人。 而殊不知，只要不是单纯为名为权而去争名争权，而是为了做正事，要名要权，都是应该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