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的第四种手法是屡兴大狱，株连无辜，迫害与他稍有些微异意的人．秦桧晚年更为凶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又兴起王庶二子(王之奇、王之荀)、叶三省、杨炜、袁敏求四大狱。诬陷他们有“诽滂罪”。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赵令衿看秦桧的《家庙记》，口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结果被告。有人又告赵鼎的儿子赵汾同赵令衿饮宴后厚赠礼物，“必有奸谋’，就送赵令衿入狱。秦桧在他的“一德格天阁，，里写上赵鼎，李光，胡铨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快。”此时赵鼎已死，恨不能处置，就想捕杀他的儿子赵汾，秦桧尤恨张浚，将他编管水州(今湖南零陵)，指使其死党张柄坐镇潭州(今湖南长沙)，与郡丞汪召锡共同监视．秦桧甚至要赵汾捏造事实，诬陷自己与张浚、李光、胡寅“谋大逆”，这次株连贤士五十三人．兴起这个大狱之时，秦桧已是奄奄一息之日了。

摧毁国防，败坏军力。秦桧当国，把南宋之初在与金人的长期抗战锻炼出来的良将劲卒尽加杀害和驱逐。由于秦桧的卖官鬻爵，新上任的军官根本不会治军，只会捞钱，“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系年要录》卷189）。这些人整天朝游暮宴、安富尊荣、醉生梦死，南宋初年军队的抗敌锐气，经秦桧主政二十年间，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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