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的祭奠

萧红死了以后，端木蕻良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坟头祭奠;后来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块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来广州祭奠。

世人对端木蕻良多有指责———自然了，两次生死关头他都丢下萧红，一个人独自逃命去了。一次是武汉大轰炸，萧红一个人腆着大肚子，混迹于逃难的人群里，从武汉到汉口，到重庆，到江津……惨是很惨的。另一次是在香港，她快要死了，身边是日本人的炸弹、飞机轰鸣、满城人都在逃难……她亲爱的丈夫又不知哪儿去了。

然而我想情形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后来白朗等人也证实了这一点)，端木就性情而言，是更能懂得女性，与她们的内心发生共鸣的，他对于萧红的懂得和体谅，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改变。他是萧红在世的时候，少数几个看出她才华的人之一，———另一个据听说是胡风。这一点对萧红来说太重要了，我猜她在写作上可能没那么自信，尤其跟萧军一起的时候。

他执意要给萧红一个名分，因而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以未婚少爷的身份娶了一个经历复杂的大肚子女人，并且坚持举行仪式……究其然，是他知道萧红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是他对她的怜惜，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施舍，而是他把她当做自己人，一个同样有才华的自己人。后来萧红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那是萧红不识人。

萧红死了以后，他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坟头祭奠;后来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块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来广州祭奠，以期离她的墓地更近一点;后来广州也来不得了，他便托朋友代为祭奠……端木这样的人，其实是很稀罕的，即便那个时代都难有;更稀罕的是，对世人对他的非议和误解，他能不着一词，至死都不作解释，我以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

有一个说法不知是否可信，萧红写《呼兰河传》是受了端木的启发，从时间上看，确实是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在先的，也许端木常跟萧红聊起，关于这篇小说的构思、风格，关于他的家乡，他的童年，他对这一切的思念……无论如何，萧红又开始写了，这已是1940年了。

萧红在香港住了将近两年，身心得以稍稍喘息;这两年里，她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可以说，没有《呼兰河传》，萧红将不成为萧红;有了《呼兰河传》，呼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就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最闪亮的地方之一。

1941年10月，萧红入住玛丽医院，确诊是肺结核，一个月以后，因经济拮据返家养病。

1942年1月，香港沦陷。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临死前，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与别人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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