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裁撤军机处，改设责任内阁，下置外务、民政、度支﹑学、陆军﹑海军、农工商、邮传、法、理藩等10部。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为协理大臣，善耆、载泽、载洵、荫昌、溥伦、寿耆、梁敦彦、唐景崇、盛宣怀等为各部大臣。国务大臣共13名，其中满族占7名，汉族4名，蒙古1名，汉军旗1名，而满族中皇族又占5名。军政大权为皇室贵族掌握，故称“皇族内阁”。

对“皇族内阁”的出台，立宪派的梁启超都愤懑至极，“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它的成立，表明清廷无意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反清革命。

输给了天意，却顺潮流逊位，让爱新觉罗家族全身而退。

一个生不逢时、注定悲剧的末代摄政王

载沣是真心希望改革的，而且表现出非常诚恳的姿态。1909年5月，这位26岁的摄政王，在一次答谢各国使节和日本亲王的皇家宴会上，与各国代表一一握手，极具亲和力。他希望各国支持自己的改革蓝图，献计献策。这种友善而开明的面貌是清代历届统治者中所罕有的。

当然，载沣推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爱新觉罗氏的江山。当时局势鱼烂不已，问题丛生，所以改革宜缓不宜急。他先从整肃吏治、恢复经济、训练新军等方面着手，以期大清国能从沉疴中逐渐好转。不过，诸多举措显然已不能满足国人的胃口。倾向改良的士绅们不断上书请愿，要求速开国会，革命人士则不时发动暗杀、起义，星火已成燎原之势。载沣自然成为紫禁城里最为忙碌的人，一边同立宪派人掰手腕，希望放慢宪政进程，一边又与革命党人赛短跑，扑灭各地起义硝烟。

然而，一切注定都是徒劳，清朝已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不是一个摄政王所能改变的。

辛亥革命爆发，时局急转直下，袁世凯乘机强势复出，牢牢掌控了军政大权。形势逼人，载沣绝望了。1911年12月6日，他向隆裕太后交还摄政王的印章，请求下岗。

辞呈获准，载沣回到家里，对家人说：“从此就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看似一句自我安慰的话，背后其实隐含了太多的辛酸与不甘。也许因为年轻，载沣的政治经验欠缺，政治智慧不足，政治眼光有限，但是，过于严酷的现实根本没有给他完全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在心里暗暗地埋怨：上天为何如此吝啬，只留给我不到三年的时间!

这就是载沣，一个生不逢时、注定悲剧的末代摄政王。面对命运，他唯有无奈地投子认输。

孙中山周恩来盛赞载沣

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

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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