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者，旌旗之属也。校徽是学校办学理念和人文精神的艺术化体现，并反映着该校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民国时代的学生都把佩戴校徽作为一种自觉的纪律，用以证明身份、规范行为、警觉行动，并以此为荣。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设计校徽的大学，这与其悠久的历史和掌舵者的文化抱负不无关系。创立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并催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现代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1912年5月15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位以“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为圭臬的浙籍人士，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推动了北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使北大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北大虽然“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在现代的延续，但是并没有校徽这一新生事物，亦即没有专属自己的旌旗标识，学生与教工出入极不方便。蔡元培上任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即出面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1917年的鲁迅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抄写古碑，这一年鲁迅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买汉画像、搜集古镜等事。半隐居的鲁迅常常感到孤独和愁闷，他说自己:“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这并不等于鲁迅处于沉沦之中，他的心中燃着向往民主科学的火焰。接受蔡元培委托后，鲁迅便着手设计北大校徽，并于8月7日“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徽章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画安排均匀合理，排列整齐统一，线条流畅规整，整个造型结构紧凑、明快有力、蕴涵丰富、简洁大气，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同时，“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被刘半农戏称作“哭脸校徽”，但鲁迅将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后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又因历史原因长期弃用，上世纪80年代又重新使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学发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正式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标识，这一标识正是在鲁迅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来。

从鲁迅日记可知，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前后，曾与蔡元培有几封重要的通信，惜乎今已散佚，无法探知鲁迅设计北大校徽的初衷和设计过程中的细节。但当年蔡元培为什么要请鲁迅而不是其他美术专业人士设计校徽，完全可以从蔡元培和鲁迅交往的过程中得到钩证。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前者比后者大13岁。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为朝廷翰林院学士的蔡元培是后学鲁迅的师长和伯乐，身为教育总长或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则是鲁迅的上级。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荐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便开始延揽人才。蔡元培对推荐鲁迅的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鲁迅从绍兴进教育部后，二人由此结识、订交。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总是恭敬地起于“鹤庼先生左右”，收于“专此敬请道安”，署以“晚周树人谨上”，不敢有一丝一毫马虎。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宜。虽然鲁迅在那里上班的最初感受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但是，在蔡元培的提携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倘若“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造。”(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鲁迅借此触摸到了生活的质地。

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生也许就得改写。郭沫若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此言很有见地。无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所托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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