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繁荣儒学文化，提升自我素养上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根据史籍记载，不妨略作述录：

其一，弘扬儒学文化。《魏书·儒林传》载：“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高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历词翰，莫不縻以好爵，动贻赏眷。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由此可见，孝文帝对崇尚弘扬儒学是何等重视。

其二，改姓氏。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诏令鲜卑族的118个姓氏全部改为汉姓，如达奚氏改姓奚，独孤氏改姓刘，贺楼氏改姓楼，勿忸氏改姓于，丘穆陵氏改姓穆，步六孤氏改姓陆，等等。自己则改姓元，寓意万物之始，最为尊贵。

其三，改服饰。鲜卑人原先穿传统胡服，短衣紧裤，便于骑射，孝文帝下令一律穿汉族服饰，衣冠楚楚，颇为壮观。《资治通鉴·一四一卷》记载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件是：朝廷官员中，唯有宗族新兴公元丕迟迟不穿汉服，“及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座，而丕独胡服于其间，晚乃稍加冠带，而不能修饰容仪，帝亦不强也。”第二件是：孝文帝外出巡视返回洛阳时，在大街上看到有一个妇女还穿着胡服，于是谓留守京师的任城王元澄曰：“朕离京以来，旧俗少变不?”对曰：“圣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见车上妇人犹戴帽，著小袄，何谓日新!”对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满城尽著邪?”澄与留守官皆免冠谢。这两件事一方面说明孝文帝改易服饰的决心大，一方面说明效果非常好。

其四，改说汉语。为了消除语言上的民族隔阂，孝文帝又决定把汉语定为国语，诏令鲜卑人一律说汉语。《资治通鉴·一四零卷》亦有明确记载：魏主欲变北俗，引见群臣。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今欲断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改。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各宜深戒!”继而又下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这些记载又说明，孝文帝是从朝廷官员开始实行语言改革的，以便上行下效，普及全国。

其五，规定死葬洛阳。孝文帝诏令“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他的侄子广川王元谐在洛阳病死，而其妻早亡于平城，于是亲族建议把元谐灵柩运回平城与其妻合葬。孝文帝不准，并规定：迁到洛阳的所有人，死后应埋葬在洛阳北的邙岭上，不得运回平城。从此，在洛阳的鲜卑族人，“生为洛阳人，死后葬邙岭”，成为定例。

其六，实行联姻政策。孝文帝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大族为妻，把汉族富绅卢敏、崔宗伯、郑羲、王琼的女儿纳为后妃，还给他的弟弟们各娶了汉族女子为妻。在他的带动下，鲜卑贵族们也都纷纷和汉族大族结成了姻亲。这种联姻政策，不但从政治上、文化上，而且从血缘上，与汉族结合成了一个整体。

这一系列具体政策举措，已经把鲜卑族完全汉族化了;文化上的认同，也已经把北魏政权提升为君临天下的真正王者。因此可以说，这种从弘扬繁荣中原文化即儒学文化入手，进而征服人心，王霸天下的策略，真是“治国平天下”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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