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橚种这些野菜野果可不是单看看，他种植它们是为了搞清楚这些野菜野果哪些可以食用，以方便在灾荒年时能告诉灾民啥能吃啥不能吃。为辨别某一植物是否有毒，口感是否合适，朱橚都要亲自尝一尝后才加工成食品。最后朱橚把可供灾荒时食用的414种植物的资料编辑成册他还特地请画师把植物的叶、花、果、枝干绘成图，附在每种植物介绍后面。他把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编成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救荒本草》，详细地记载了每种植物的名称、出产环境、形态、性味、加工烹调方法，可谓是野菜指南。书中一些今天被我们当做观赏植物的品种，也曾是灾荒年时可食用的野菜，比如石竹花，萱草，而且那时还是食用萱草的叶子，其花朵还没有被列入可食用范围中。在《救荒本草》中，大多数野草的食用方法都是焯水去其苦味，油盐凉拌。

明朝人研究野菜为救荒

其实写植物方面的本草类书籍自古有之，神农氏尝百草，著《神农本草经》，唐时有孟诜的《食疗本草》，后宋代苏颂的《本草图经》和唐慎微的《证类本草》等等，但这些都不是“救荒”专用。而独独是在明朝，出现了好几种专为救荒而编修的图书除了有朱橚《救荒本草》，还有王磐《野菜谱》、周履靖《茹草编》(四卷)、鲍山《野菜博录》等，之所以有这么多人特别关注灾荒年里可食用的野菜野果，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明代自然条件的恶劣。

朱橚无疑在中国本草研究上是首位注意到救荒问题，以民生为本来研究野菜的植物学家。在朱之后的几十年，另一位叫王磐的也开始寻找可食用的野菜，其《野菜谱》中记录了野菜六十种，不仅做了解释还编成了诗歌，配了插图。

在王磐之后不到一百年时，又有一位叫周履靖的也开始研究野菜，同样是为了救荒做研究，他写成了《野菜博录》。明末时，徐光启编修《农政全书》，收录了朱橚的《救荒本草》，他自己说“未尝忘田居，朝夕历览，详询前后”在总结先人经验的基础上又得野菜六十余种。到了明末婺源人鲍山深入黄山搭室而居，用了七年时间写成《野菜博录》。

关于野菜救荒研究，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明代历史。随着这些研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野菜这个平时没人搭理，难时挺身而出的物种得到了广泛推广，而且几乎家家都掌握了几种野菜的采集和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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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最爱吃马齿苋

吃野菜吃到辞官不做的，历史上恐怕也就只有晋朝人张翰了，这位老兄在洛阳做官，身在千里之外却十分思念家乡的莼菜，于是索性辞了官归隐家乡，这样就可以酣畅淋漓地吃上莼菜了。张翰算是中国历史上为了口腹之欲而辞官的异类，这就是“莼鲈之思”的典故。

苏东坡不仅是文豪，也是一位美食家，他了解每一种食物的妙处，作为一方的父母官他自力更生，亲自掌厨。苏东坡最爱吃春季里的野菜芦蒿(又名蒌蒿、藜蒿)。1084年苏东坡被宋神宗派往汝州任职，他特地取道今天的南京品尝芦蒿，后来苏大诗人多次路过南京时，只要有机会就去食芦蒿，他对这种香嫩鲜脆，具有清火化淤功效的野菜极为赞赏，曾赋诗云：“初闻蒌蒿美，初见新芽赤。”苏东坡在《惠崇春江晚景》中也念念不忘蒌蒿，诗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唐朝更是把吃野菜作为一种情趣，诗人们还通过描写野菜的诗歌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白居易、陆游以及李白都有写野菜的诗句，白居易和路由都喜欢吃春天的荠菜，李白则更钟情蕨菜。诗圣杜甫最爱的野菜是马齿苋，杜甫在《园官送菜》中表达了对马齿苋的喜爱：“苦苣针如刺，马齿叶已繁。青青佳蔬色，埋没在中园。”

古人吃野菜，不但普通百姓食用，皇帝大臣、达官贵人也吃。有史料可查的吃过野菜的皇帝有李世民、朱元璋，还有清朝的雍正皇帝，不过他们大多是借吃野菜来标榜自己的爱民和节俭。其中也不乏尝鲜者居多，民间传说，清代乾隆皇帝一时心血来潮，也曾让御厨在宫内给他用马齿苋做过菜饽饽。

说到底古代名人吃野菜大多不是为了果腹，吃的是一种品位和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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