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家族的后人们

盛宣怀家族是近代上海的第一豪门。《盛宣怀家族》(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采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在权威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笔触对这一家族的史料和历史图片加以整合，艺术地再现一个海派大宅门的百年盛衰。作者宋路霞长期研究近代家族史，在该书中，她独辟蹊径，展示了一幅新颖别致、浓缩了的历史画卷。

上海滩最后的“小开”邵祖丞

前几年《收获》杂志刊出孙树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豪门的衰败》，讲的是盛氏家族抗战胜利之后的衰败景象。文中说，他家与盛家是远亲，有一次他母亲叫他去给这个亲戚送点东西，他第一次踏进了盛公祠的大门。

盛公祠位于现在的北京西路万航渡路路口，在汉冶萍公司上海俱乐部旧址的旁边(现已拆，建了交通银行大楼)。孙先生走进去的时候，房子和大门都已非常破旧，墙头和屋瓦上长了挺高的草，大殿被木板分隔成若干间小房间，中间一条阴暗的走道，两边排列着小门。每个小门的门口都堆放着煤球、炉子、柴火筐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小门里面则挤满了盛家的穷亲戚。这些住户潦倒不堪的窘状，恰恰衬托了这组房子的破败，给人以落日黄昏般的无限惆怅……昔日的荣华富贵，对盛家大多数人来说，已是一个遥远的梦了。

笔者曾在胶州路的一个亭子间里，与盛四小姐的长房长孙邵祖丞先生(即邵洵美的大儿子)把茗相对。七十多岁的邵先生当年是个很“海派”的人物，曾与朋友合伙在淮海路陕西路路口，开办一家专售外国唱片的音乐商店，凡是西方的音乐、美术、文学、语言，他均能 “一触即发”。平时西装革履，海外新潮无所不知，在时代中学教英语时全部用英语教课，是一个浑身上下都很挺括的小开。然而现在他的居室最多只有十平方米，退休之后靠为学生补习英语贴补家用，岁月已把这位盛、邵联姻的公子哥儿，塑造成一位“亭子间老伯伯”了。

讲到家族后来的灾难时，邵先生显得出奇的洒脱，他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嘛，盛家和邵家的风水，大概已转到别人家去了。人家说‘富不过三代’，盛、邵两家到我这一代的上半期，已富了四代了，再往上一代也算是富有的，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已富了五代人了，大概应该吃点苦头了吧?人家说‘便宜不可以沾尽’，到了我们这一代，大概就该着把便宜还给人家了……”

盛宣怀

盛宣怀北京故居

以这样的态度来解释家族的变迁和盛衰，笔者还是第一次遇见。他在电话里为笔者指路的时候，语气也是一样的平静: “您到了胶州路从我们弄堂走进来，会遇到一个大铁门，那大铁门你不要进去，而要走那旁边的小弄堂，进来向左拐，然后再向右拐，然后再向右拐，一定要找到后门，反正您若找不到号码就问问人家……”

当我走上他那摇摇晃晃的、阴暗而逼仄的小木楼梯时，才明白他的处境，那是一个躲在闹市一隅的、几乎是个被遗忘了的角落。回想起以前看到的，从外国报刊上翻拍下来的静安寺道台花园的照片，再举手叩开那扇亭子间的小门，豁然洞开中的邵先生，简直是位历史导师了。

在谈到这“风水”在“转”的过程时，邵先生讲了很多场景。他故意把悲凉的故事说得“味淡”一些，可笑一些，尽可能不让听者陷入伤心。他说1950年代，国家要把时代书局公私合营，或者派一名党员干部进来当领导，那时书局已与有关银行家共同主持，银行家们不同意合营或让党员干部来当第一把手。那时时代书局很有特色，出版马列主义的书，也出纯文艺作品。“但不晓得怎么回事，后来有人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写文章骂我们书店，一周一篇长文，都是半版或整版的大块文章。他们这么一骂，我们的书店名声就坏了，办不下去了，只好乖乖地交给国家”。

讲到他父亲邵洵美到了晚年，肺气肿病很严重，家里被抄得家徒四壁，又被扫地出门，曾住在原先邵祖丞“顶”下来的一间房子里，父子俩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相依为命。那时多亏华东师大的施蛰存先生，每月寄五十元钱来，等于救老爸一命。“没想到后来，姚文元居然也救过我父一次。那是‘文革’以后揭批‘四人帮’时，报纸上登出了姚文元的十大罪状，其中一条是包庇邵洵美。说是1968年，北京的红卫兵本来要把我父亲从上海拖到北京去批斗的，不晓得怎么搞的，居然是姚文元出来制止的，红卫兵没得逞，就是这么‘包庇’ 了一回。其实那时我父亲都病得快要不行了……”

讲别人还能具体，讲到他本人，总是一带而过。“我嘛，历史反革命，是沾了我父亲的 ‘光’，1950年代我父亲被抓进去时，我也倒霉了，发配农村劳动改造三年零两个月。我父亲放出来了，我也可以回家了。‘文革’中亦是批斗对象，扫地出门……”说到这里他不再深入下去。他不跟你谈细节，或许一扯开的话，“味淡”的气氛就会被破坏了。话头一转讲到他的亲戚:“我的情况还算是好的吧，命没有送掉。我的一个表嫂，‘文革’中从济南回上海，正碰上聂元梓组织什么‘南下兵团’南下上海点火，叫火车上出身不好的人都前去报到，我表嫂人老实，也去报到了，结果一车厢的‘牛鬼’，都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打死了，家属去认尸时几乎认不出了，还是从那只在瑞士定做的手表上认出来的。”

他说的这位表嫂笔者也略知其人，名叫聂光锡，是我国老一辈的银行家、原中国银行副总裁聂其炜的女儿，她的爷爷是聂缉，是中日甲午之战时的上海道道台，她的祖母是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女儿曾纪芬，她的丈夫蒯世京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总工程师，她的婆婆是邵洵美的堂姐，即邵颐与李夫人生的女儿邵畹香，也就是那个致使上海“杨庆和”银楼倒闭的蒯太太。蒯世京的爷爷也不含糊，是清末京城里有名的清流蒯光典……“风水”转到聂光锡，已无甚光彩夺目之处了，她是个准家庭妇女，只因家庭出身有“问题”，竟遭如此毒手!

宠辱不惊盛毓邮

笔者2000年在东京见到盛毓邮先生时，老人家已九十岁了。

毓老是盛宣怀的孙子、盛老四的大儿子。他出生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年头――1911年。这一年既是盛宣怀官至邮传部尚书(即交通、邮电部长)，发达到了极致的年头，又是盛极转衰，盛家开始走下坡路的年头。虽然其祖父为其取名“毓邮”，小名“传宝”，但老人家邮传部尚书的位子只坐了十个月，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所以从他出生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一种盛极转衰、日薄西山的家族氛围中。他是这个家族九十年间的历史见证人，又是一个穷则思变、东山再起的成功的实业家，是盛家一道特殊的风景――一个不可多得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老人。

令笔者感到震惊的是，老人面对家族的兴衰，有一种现代人少有的坦率与真诚!他没有一般豪门子弟，好为其家族隐恶扬善的旧习，更没有纨绔子弟的虚荣和玩世不恭，他平静而坚定的语调，来自他内心的充实――所谓大彻大悟，原来如此呵!

毓邮在大家族析产时，分到了总价为一百一十六万零五百八十六两银的祖上遗产，其中包括三新公司、客利房产合股、沁园房屋、泰吉里、郑家木桥、东有恒路地块的房地产，还有上海、南京、汉口、武昌等地的空地，以及中国通商银行和扬子公司的股票若干。这个时候，他才九岁，就已经成了百万富翁!按说他是第三代，1920年分家产还轮不到他，但是因为盛家老三盛同颐早逝无子，盛毓邮过继给盛同颐，于是继承了三房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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