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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我再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寿诞。我到他住的夏威夷希尔顿酒店，闾蘅大姐推着他到海边散步。 可是他依然没有谈话的意思，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与张学良谈具体的问题，他也没有向我提及他与祖父当年的往事。 张学良为何不愿意提及祖父和西安事变呢?我很迷惑，因为两家有缘，我两次去美国看他，没想到他那么平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从那会儿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我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我感觉他觉得祖父的事情有点不堪回首，所以不愿意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祖父被害有点惋惜;他的《西安事变反省录》里称，受祖父影响比较大。 蒋介石设计诱捕杨虎城 蒋介石诱捕祖父的主要原因是“与共党勾搭，疑返陕”。 祖父在欧洲时，曾派杨明轩、胡希仲二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这是非常机密的事件，但却被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根据斯大林的通报，改变了不让祖父回国的决定，让宋子文把祖父弄回来。当初，祖父确实是想从苏联进陕西。此外，郭增恺 1963年说，他在抗战期间从接近蒋介石的近臣们中得知，是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将杨的这一秘密打算转告给了蒋介石。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冯玉祥写给斯大林的一些信件，也被斯大林送给了蒋(郭增恺之女郭达仁口述，郭增恺曾是宋子文幕僚、杨虎城高级参议，转引自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蒋介石由此改变了原先不让祖父回国的想法，并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1937年9月下旬，祖父接到准许他赴莫斯科的通知，随即又接获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接到这封电报后，祖父认为宋子文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信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10月6日，祖父又接到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这封电报彻底否定了祖父去苏联假道回国的计划。 但祖父本人决定马上启程回国，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逍遥海外，实无脸面对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决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对于祖父的回国过程，我进行了细致地研究。 1937年11月26日凌晨，祖父一行乘坐的“冉拉保底号”抵达香港，岸上只有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说是代表军委会来欢迎的。这个人实际是军统局的少将特派员。 第二天，宋子文专程到港来见祖父。宋子文见到祖父时，表现得十分热情，还搬到祖父下榻的半岛酒店同住，与之畅谈。 11月28日，蒋介石来电给祖父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祖父的，是由宋子文转交的。很快，宋子文安排了祖父去南昌的行程。当时祖父决定部下王根僧跟他一起去南昌，可临到11月30日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王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 1937年11月30日上午11时30分，祖父乘坐的飞机起飞，下午飞抵长沙。祖父按照事先安排住进六国饭店。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他，不料戴笠根本不在，只留下一张便条让祖父去武昌找他。无奈，当晚12时20分祖父又乘粤汉火车从长沙赴武昌。 12月1日午后，祖父乘坐火车抵达武昌车站。第二天，祖父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 在机场的时候，戴笠以飞机只能乘三个人为由，只让祖父一人上飞机。后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飞机。戴笠之所以让步，是因为他不想把事情弄僵，怕祖父因此不去南昌，影响秘密逮捕。戴笠在执行逮捕祖父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祖父被秘密逮捕完全失去自由后，被转移到距离市区三十华里的梅岭别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