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和不等于卖国。李世民向突厥称过臣，刘邦向匈奴纳过币。北宋初期，由寇准主要参与的澶渊之盟，许给辽岁贡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开北宋纳币之先河，但我们从来没有据此就说寇准是投降派，是卖国贼。
     其实，真正主和、误国的，是皇帝赵构。赵构是个很聪明的皇帝——有的人甚至说他“英明”——他牢牢地掌控着朝局，秦桧只是他的一颗棋子，一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鹰犬，秦桧忠实地执行赵构的意旨，因而也就成了朝臣中主和派的领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四、要评价秦桧，岳飞的死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有人认为，岳飞之死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所谓时代的悲剧，是指当时的现实环境与敌我力量对比不允许他实现其雄心壮志。岳家军虽然能打，但取得的胜利毕竟是局部的，作战环境也仅限于所熟悉的中原地区。另外金国还拥有大量的骑兵主力，越往北打就会越困难，可以说胜利的希望不大。之前，有宋太宗两次伐辽的失败;之后，也有宋军自认准备充足大举进攻金国的惨败。更重要的是，他的主战观点和当时的国家政策相冲突。那是一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皇权时代，岳飞的主战妨碍了皇帝老子的议和大局，他能不被灭吗?
     所谓个人的悲剧，是指他个人的性格缺陷。岳飞被杀不是因为他能打胜仗，而是因为他打了胜仗后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说话无避讳。朱熹说他“恃才而不自晦”，也就是不善于保护自己。特别是有两件事直接触犯了皇帝高宗，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一是，绍兴七年(1137)四月，因高宗在军事编制、北伐等问题上出尔反尔，岳飞竟耍小性子，辞职不干，一怒之下上了庐山。高宗视其为“要君”，因大敌当前，不得不好言劝抚其下山，但他已为自己的被杀埋下了祸根。
     二是同年八月，岳飞奏请立储。首先，立储之说挑明了高宗的隐痛。那时高宗才三十岁，膝下虽无子，但立宗族之子为储君为时尚早。据传，高宗逃亡之时，因惊恐过度，失去了生殖能力。岳飞的立储之请，触犯了高宗讳莫如深的“性无能”的忌讳。其次，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是宋代的祖宗家法，岳飞拥重兵而高谈废立大事，绝对地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叫立足未稳的高宗不得不胆战心惊。
     当时，岳飞控军二十万，是南宋王朝军队的一半，且兵强将勇，足以对高宗的地位构成严重的?胁。但他不自收敛，违背了“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准则，有时执行命令迟缓，以致在对他的诉讼状里，有“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留不进”之语。这当然是夸大之词，但在高宗眼里，岳飞的确有拥兵自重之嫌。特别是郾城大捷之后，连续十二道金牌才把他召回，也就是说，他连续十一次抗旨。值此多事之秋，一个拥兵自重、不听圣旨的将领能留着吗?仅从王朝和皇帝的个人安危而言，赵构不可能不杀岳飞。所以说，起心杀掉岳飞的是赵构，身为首相的秦桧，只是个必然的执行者而已。
     据《刑部大理寺状》，卷入岳飞诏狱案的共计九人，由秦桧、万俟卨所拟的判决预案，是“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王处仁私罪流，岳云私罪徒……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看来，秦桧等人还想留岳云一命，而且判的仅是徒刑，低于流刑一等，预留了加刑空间。但是，高宗的最后裁断是：“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余并依断。”
     将岳云由徒刑超越流刑，定为斩刑，完全是高宗的狠毒，赶尽杀绝，应与秦桧无关。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曾说过：“每个总统都需要一个被人咒骂的狗娘养的人?而我就是尼克松手下的这样一个角色。我是他起缓冲作用的人，去替他受人咒骂的杂种。我设法把他想做到的事情搞成功，同时我又代他受过挨骂。”秦桧正是高宗赵构身边的那个不可或缺的人，他不仅帮助皇上实现其偏安江南的心愿，还自觉地充当了皇上身边的减震器，使得皇上的最高权力和权威免受朝野政治风暴的直接冲击。
     秦桧死后，不到一年半，有上百名秦桧党羽遭弹劾罢官，许多秦桧当政时的冤狱得到了昭雪，但岳飞的冤案却始终不予平反，高宗淫威独断，不曾把杀岳飞的罪责诿诸秦桧。当朝野声讨秦桧投降卖国时，高宗特地下诏说：“讲和之?，断自朕志。”
     宋高宗敢作敢当，毫不犹豫。南宋人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一股脑地把议和、杀岳飞等罪责强加在秦桧头上;千百年后的人们，为什么要拾人牙慧，仍把秦桧列为议和和杀岳飞的罪魁祸首呢?
     上述少数学者为秦桧翻案之说是否令人信服，读者诸君自会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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