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在中国实施了一千多年，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创举，不仅为帝制时代的官僚选拔提供了便利，而且还影响了东亚各国，甚至为近代西方的文官制度的成型提供了借鉴，由此可见其广泛影响力。一般认为，科举制大体萌芽于南北朝时期，而成型于唐，至宋已趋于完备，到明代则处于鼎盛时期。明代除洪武朝短暂取消科举外，其他时间一直严格执行。相较于前代，明代的科举考试程序已经相当完备，防止舞弊的举措也十分严格。但是，不得不承认，整个明代舞弊现象一直存在于各级考试中，而且到明代中后期呈现出日渐加重的态势，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
    明代科举的舞弊手段五花八门，最为普通的就是“怀挟”，说白了就是打小抄。方法各异，有的直接藏在衣服鞋帽中，有的“募善书者，蝇头书金箔纸上，每千篇厚不及寸，或藏笔管，或置砚底”，类似于现代的缩印技术。甚至有人“用油纸卷紧，束以细线，藏粪门中”，为了功名，也算是拼了。由于打小抄的技术含量不高，加上入场前的搜检程序比较严格，往往被抓。被抓后要在考场门前枷号一个月，来个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羞辱，然后发籍为民。
    没有真才实学，小抄又不奏效，还想高升，于是雇人代考的情况出现了。雇人代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替考，但成功率不高。还有一种是通过收买官员，将所雇之人与自己分在同一个号房(考场)，然后帮自己答题。万历四十四年的会试，吴江人沈同和高中会元，这着实让吴江籍考生意外，原来沈同和根本就是一个浪荡公子哥儿，不学无术，而且吃喝嫖赌，劣迹斑斑。结果却中了第一名，能没有猫腻吗?考生的哄闹被上报到朝廷，引起了万历皇帝的高度关注，即刻命令对沈同和进行复试。结果出人意料，沈同和交了白卷。
    
    在刑部的追问下，从实交代了作弊细节。沈同和事先买通了官员，将颇有文采的亲家赵鸣阳与其分在了一起，让赵鸣阳替自己答题。最终，二人都被发配。非但会试，沈同和连乡试也是由他人代笔，史载“乙卯科监生沈同和，吴江人，在场两人代笔。太平县秀才杜应命作经文四篇，讲过银一百两。”
    此外，明代科考舞弊还有所谓“冒籍”一法，即不在本户籍地考试，而到他乡考试。出现这种情况，有的是因为在本地有劣迹，不符合报名情况，于是改名换姓，到其他地方谋取考试机会。有的则是因为本地考生较多，而名额有限，只能冒籍到文化水准相对落后但录取名额较多的地区，尤以应天府、浙江、江西等处考生冒籍顺天府为甚。比如嘉靖二十二年顺天乡试，浙江余姚人钱德充就改名钱仲实，冒充顺天府大兴籍。浙江慈溪张汝濂改名张和，冒顺天府良乡籍。结果二人皆中举，后被揭发，取消了录取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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