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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代崇尚孝治不同，秦崇奉法治，出于对权力、法规、秩序的极致追求，秦多采用商韩之术，以霸道治天下。笔者曾经考察了根植于秦文化深层的核心价值观念“威德”与秦之兴亡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威德”实际具有两层含义：一为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开拓之功，及其所表现出的令海内折服的威风、威武、气势及震慑力;一为秦始皇治理天下时所采取的尚威严法、多欲寡恩的暴虐政治。然而“威德”之于秦有着正反两方面意义，秦因“威德”而得天下，也因“威德”而失天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威德”之所以成为秦政之重要特征，实际也与秦始皇自身天神的定位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秦始皇对自己天神身份的认同，导致其行为不受任何约束，这既给他带来千秋功勋，也造成了他的极速衰亡。代秦而起的西汉王朝，正是在反思和批判秦弊的基础上，一反秦之“威德”，推崇“孝德”，倡导孝治的，由此，秦汉皇权之异同一目了然。 此外，秦朝建立后，秦始皇还曾多次巡行各地，“示强威，服海内”，朝岳观海，刻石立碑，歌颂秦德。如观其刻石立碑的碑文内容，其中充斥的尽是“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威燀旁达，莫不宾服”“武威旁畅，振动四极”“日月所照，莫不宾服”“威震四海”“威服海内”等对秦始皇威震天下、举世无双地位大力宣扬的语句，由此可见始皇对其作为天下之主宰身份的看重和强调。而其后秦始皇营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的规模宏大的阿房宫，以及“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的象征银河星际的天桥，都从不同侧面体现出秦始皇将自己定位于天神之身份，想要显扬自己无人能及尊贵地位的一种欲望。也正是由于秦始皇所独有的思维方式，导致其权力欲的无限膨胀。他不仅“乐以刑杀为威”，而且独揽一切权力，独断各种事务，“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秦代官僚体系也多由训练有素、唯命是从的“文法吏”来听事任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可见当时以法家文吏为主体组成的官僚体系完全是一个顺从旨意、听之任之的简单执行体系。这种体系虽然满足了秦始皇为所欲为，强调皇帝意志高于一切的心理欲求，但其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深刻证明了这种体系缺乏弹性，缺失对皇权进行调节的纠偏和反馈机制的严重症结所在。  汉儒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导致了从秦政到汉政的深刻变迁，从秦之尚“威”到汉之崇“孝”即是明证。特别是西汉中期以来，汉武帝采纳硕儒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学定为一尊，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少治春秋”的董仲舒，在否定秦政重威严法，抛弃仁义德治的为政方式基础上，结合各家学说，建立了一套以天人关系为中心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在强调君权至上的同时，又提出了“天人感应”和“天子受命于天”的理念。也就是将“天”置于君主之上，天会对人间天子进行监督，如若天子为政不仁无道，有违天意，那么天将会降灾对其进行警戒，甚至会剥夺其天命。董仲舒提出的“灾异谴告”理论也成为西汉中期在汉廷中跃居重要地位的儒学士大夫上疏陈事，匡正皇帝过失的有力凭借。与秦之“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和“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的状况对比，汉儒的“灾异谴告”理论在突显天对天子所具有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皇权的同时，也起到了维系和巩固皇权的作用，实际也构成了汉政与秦政之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