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李儇即位时只有11岁，不懂政事。宰相韦保衡名为托孤大臣，却不能主持政事，实际政权掌握在拥戴有功的刘、韩两个宦官手中。僖宗即位不到两个月，韦保衡便被贬为贺州刺史，逐出朝廷，不久又令其自杀。但刘、韩把持朝政也未能长久，很快又被另一宦官田令孜取代。

田令孜本姓陈，在懿宗时代随义父田某入内侍省做太监，改为田姓。田令孜很聪明，也读过不少书，长于谋略，很快便从普通太监爬到左监门卫大将军的高位。僖宗在做普王时，就与田令孜很熟，并且对他很有感情。僖宗做了皇帝后，称田令孜为“阿父”，把政事全委其办理，只有田令孜才能真正影响他。从僖宗即位之日起，田令孜便在幕后操纵一切。韦保衡被贬死，接任的路岩也很快下台，朝廷重臣频繁更换，甚至刘行深和韩文约也先后被迫因“病”致仕，这都与田令孜的幕后策划有关。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正月，田令孜接替韩文约出任右神策军中尉，标志着他正式成为宦官首领，而且可以决定对中央和地方重要官员的任免奖惩，成为名正言顺的实际执政人物。右补阙萧瑀只因在上书中触及宦官，很快被贬为郴州司马。田令孜权势之显赫，使包括宰相在内的朝廷百官无不侧目。僖宗爱好算术、音乐、下棋，并且都有相当高的水平；至于当时颇为流行的蹴鞠(古代的一种足球游戏)、骑驴击球、斗鸡、斗鹅等也无不精通；骑马射箭、舞枪弄棒也略知一二。有一天，僖宗自豪地对人说：“若现在的科举中设置击球科进士，我保准能考中状元。”那人正对皇帝的不务正业感到不满，便接口说：“如果由尧、舜做礼部侍郎，负责录取，陛下肯定会被淘汰。”僖宗对此无动于衷，只是一笑了之。

当僖宗无忧无虑地做皇帝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爆发。田令孜意识到京师长安处境危险，为寻求退路，他决定让自己的同胞兄弟陈敬瑄和心腹杨师立、牛勖、罗元杲等去控制四川，以便将来有避难场所。在分配四人的管辖区域时，僖宗独出心裁，让他们站在球场上，自己坐在球门旁监督，宣布谁先射球入门，则去做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首先破门，获得这一职位，取代了在这一地区本来颇有政绩的崔安潜。杨师立出任东川节度使，牛勖被任命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宦官专权只能控制朝廷，对地方藩镇却无可奈何。在僖宗期间，藩镇割据又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即军人势力扩大了，他们已不满足于为藩镇卖命或拥立其后代，而是要直接干预藩镇。军人暴动频繁发生，或提出一些条件，或驱逐长官，甚至公然取而代之。许多地方军事长官无力控制局面。田令孜主持的朝廷既然不能控制藩镇，对敢于颠覆藩镇的军人势力更无能为力，只能在事后承认既成事实。

乾符二年，关东在遭大旱之后，许多地方又发生蝗灾。飞蝗所过之处，庄稼、植物一扫而空。这对本来就陷于饥荒、以树叶维生的老百姓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年冬天，濮州(今河南范县)人王仙芝聚众数千，首先在长垣(今属河南)举起义旗。同时，朐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黄巢也起兵响应。两支起义军很快联合起来，威声大震，在黄、淮间攻掠州县，横行山东，不断给前来镇压的官军以重创，起义队伍也不断壮大。乾符三年秋天，起义军逼近洛阳，朝廷中一片惊慌。他们一面调兵遣将对起义军进行围追堵截，一面颁诏赦免起义军将领，企图分化瓦解。王仙芝一度产生动摇，起义军出现裂痕。次年，王仙芝战败被杀，起义军由黄巢统一指挥，他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改元“王霸”，确立了推翻唐王朝的明确目标。黄巢率部转战黄淮、江淮和江南数年，于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再次北上，把进攻目标指向长安。

面对这一形势，田令孜出于个人的考虑，力主僖宗“幸蜀”，到他经营已久的领地上去。众宰相不同意，僖宗也不愿放弃长安。就在此时，义军已攻破洛阳，朝廷慌忙派兵出潼关拒敌。官军由宫廷卫队神策军组成，可士兵大多是由街头乞丐和流浪汉顶替的，毫无战斗力可言，又加上不久部分官军倒戈，起义军得以轻易杀入长安。田令孜慌忙保护僖宗从西门秘密出逃。僖宗一行逃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郑畋希望皇帝把这里作为行宫，以组织收复京师。僖宗此时已如惊弓之鸟，决定跟着田令孜立即南下“幸蜀”，临行前把职责推得一干二净，嘱咐郑畋可以便宜从事，联络附近官军，伺机收复京师。

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僖宗一行到达兴元(治南郑，今汉中市东)，决定在此稍作休息。这支匆忙逃窜的队伍缺吃少穿，穷困潦倒，幸亏汉阴令李康组织骡子运来数百驮粮食，才真正解决了僖宗等人的温饱问题。这时，从长安逃出来的文武百官也有一些陆续追到这里，逃亡中的朝廷逐渐恢复一些生气。至此，朝廷才想到应该向全国颁布诏书，号召勤王之师努力收复京都。兴元毕竟是个小地方，没有宫殿，没有豪华的建筑设备，更没有繁华的城市，僖宗不愿在此久住，他派人告知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和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勖，表示若兴元难以坚持，准备避难蜀地，希望他们做好接驾准备。陈敬瑄本来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就早有准备，得到消息，立即派来3000人马。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正月，僖宗一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抵达成都，陈敬瑄的府衙暂时做了行宫。然而蜀地也不太平。西川黄头军使郭琪因不满蜀军粮饷比僖宗扈从部队相差太远，发了几句牢骚，竟被田令孜赐了一杯毒酒，一怒之下起兵造反，把唐僖宗逼到东城，郭琪自知闯祸，解印剑逃逸。

李儇逃出长安时没有告诉百官，宰相以下官员绝大部分做了农民军的俘虏；僖宗跑到东城，躲避郭琪之乱，文武官员也无人知晓；自入成都，凡有军国大事，田令孜也只召集亲信宦官商议，朝官则无权参预。僖宗本人也完全成为田令孜的傀儡。此时，僖宗已近20岁，对自己的处境也日感不满，对田令孜的专权过甚也很恼火，在与亲信谈及此事时有时也涕泪交流。但他既缺乏能力，更缺乏自信，对如何改变这种局面一筹莫展，只能听任事态发展。在僖宗躲避农民军的四年中，天下形势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黄巢起义前，基本格局仍是由来已久的藩镇割据，他们虽然不听中央指挥，但也不能公开与朝廷抗衡，至少皇帝还是公认的共主，他们还需要得到朝廷名义上的承认。在黄巢起义中，僖宗逃亡，朝廷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威信和号召力，对地方完全失去控制。藩镇和军人势力首领，在镇压农民起义中，竞相扩张实力，形成军阀，开始了大规模的兼并。唐后期的藩镇割据，经过黄巢起义，转变为军阀混战。李唐王朝已名存实亡，以后的延续不过是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的过渡而已。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