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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王”的起落 汤恩伯在台儿庄的战绩铸就了“抗战名将”的身份，此后他又凭借随枣会战、冬季攻势和枣宜会战三次取得捷报的战功而当上了第1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全权指挥河南驻军。此时的汤恩伯拥兵5个集团军，近40万人。不仅如此，日军也视其为“宿敌”，几次试图围歼汤部而未果。 然而人生总会有起落，汤恩伯自然也不例外。 抗战期间的河南省连年遭灾，却仍需要担负全境驻军的补给。这使河南省政府及所属各县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驻军口粮而不得不使当地百姓忍受饥饿，如此日积月累，地方上对军队的怨气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到1942年河南闹出大饥荒时达到了顶点，汤恩伯作为河南省的实际军事负责人也被称为“汤灾”。 尽管如此，汤恩伯还是以个人名义捐出了20万赈灾款，发动部队救灾，累计放粮268万斤。他还动员部队节约出了700万斤粮食，作春荒贷麦来救济灾民。不仅如此，他还命令所属各部的团长以上军官收养灾童，使河南驻军中几乎每个军收养了100到200名儿童不等。 
汤恩伯的名声从1942年开始走向反面，他的兵权则在1944年遭到了一次致命性的打击。 1944年4月，日军调动中国战场上的所有军事力量发动了“一号作战”。在这场贯穿中国南北战场的会战中，河南驻军首当其冲。在这关键时刻，第1战区却对敌情判断作出了致命的错误指示，导致日军大迂回成功，先是攻占许昌，重创暂编第15军，随后以机械化部队一路西进包抄河南守军后路。 此时正打算在嵩山地区伺机反击的汤恩伯自乱阵脚，为免被围，他不得不下令后撤。大军未战就撤，一时军心涣散，纷纷争抢着向伏牛山区转移。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本想依靠汤恩伯兵团阻挡日军，不想汤兵团却率先后撤，蒋氏见无法续战，在与日军稍事接触后也下令撤退。就这样，整个第1战区各路部队呈现出“兵败如山倒”的一幕。 汤恩伯和蒋鼎文的部队在退往豫西途中，遭到当地乡民、土匪以及民团的截击，损失相当惨重。比如第14集团军总司令部、第31集团军总司令部、第13军军部、第14军军部等皆遭到袭击。规模最大的莫过于渑池县地方武装上官子平部，上官趁着新编第8军溃败时，在邸坞山区强行缴了该军2000余人的械，就连军长胡伯翰的配枪也被缴走。 豫中会战惨败后，蒋介石大为震怒，当即下令撤了蒋鼎文和汤恩伯的职。汤恩伯就此落马，他的部队也被一分为二。第31集团军主力驻守豫西一带，原黄泛区的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分别由何柱国和陈大庆带领驻守平汉铁路以东的苏鲁豫皖边区和黄泛区。其嫡系部队第13军和第29军自此脱离第31集团军，与另一主力第85军天各一方，曾经叱咤中原的汤恩伯兵团从此一分为三，再也不复当年风采。 汤恩伯虽然被撤了职，但是有些事情并没有结束，比如河南长期以来存在的军方与省政府矛盾。由于国军在伏牛山地区遭到各种势力的洗劫，以河南参政会为代表的省政府一方很快将这些事情包装起来，纷纷指责蒋鼎文、汤恩伯不仅作战不力，而且军纪败坏。战后此类控诉函数竟以百计，更有河南省参议员要求枪毙汤恩伯以谢国人。一时间，昔日的抗战名将成了几乎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不过汤恩伯并没有因此颓废。当国军在桂柳会战中溃败以及日军攻入贵州并进而威胁陪都时，汤恩伯又被重新起用，他以黔桂湘边区总司令的身份指挥7个军的兵力驰援独山，为保卫陪都出了一份力，顺带着也使手下两员得力干将张雪中和孙元良得到了青天白日勋章。此后他又以第3方面军司令官的身份指挥了抗战最后一年的广西大反攻，接连收复广西省境的数十座城镇，成为抗战8年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反攻告捷之役。 1945年9月，曾经的败军之将，在一年之后再次以名将身份进驻上海，并在那里接受了日本驻军的投降。(文/杨晓鹏、胡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