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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1年开始，陈独秀数次东渡日本，结识了苏曼殊、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士钊等革命党人，见识更长。回国后，他就开始忙活起来。他曾独自一人办了一份报纸，反响出奇的好，全国各地都有订户。有些读者不知道是一人办报，写信希望把报纸办成日报。他还曾在安徽公学兼任国文教师，上课时不拘小节，有时一边上课，一边搔痒，全不把纲常名教、师道尊严放在眼里。 带小姨私奔 1909年，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来到安庆，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个标准的文学女青年，性格开朗，而且长相出众，衣着新潮。高君曼在北京读书时就读过陈独秀的文章，对这个姐夫崇拜之至。如今见了真人，常常缠着他问这问那，陈独秀也是欣然辅导。 两人年龄相近，情趣相投，时间久了，难免擦出火花。或许是因为包办婚姻，陈独秀就有了一份出轨的理由。而高君曼对于姐姐，或许是因为同父异母，便少了一半自责。总之，两个叛逆的年轻人于1910年公开同居，继而宣布他们要正式结婚。双方父母都觉颜面无光，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大骂逆子叛女玷辱门风，至于成亲那是万万不会同意的。陈独秀见正式结婚不太可能，索性带着高君曼私奔到上海，过起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感情渐冷 分道扬镳 1915年初夏，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两人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历史上俗称“南陈北李”。1916年12月，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高君曼大大方方当上了陈教授夫人。至于高晓岚，则悄无声息地退居幕后。1930年，高晓岚去世，生前与陈独秀育有三子二女。  从1910年至1925年的15年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繁忙，也是建树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高君曼始终相伴左右，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她帮助编辑出版《新青年》杂志，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充当联络员，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两人度过了来自外界的一个个难关，但最终还是在感情这个难关上卡壳了。 自1922年起，两人感情逐渐冷淡。据陈独秀友人回忆：因陈独秀与高大众结婚后经常外出从事进步政治活动，在家时间很少，再加上夫妻间的感情本不和谐，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两人最终发展到拳脚相向。他的几个儿子“即受母氏先入之言，对父颇少感情，而独秀亦公而忘私，父子间极不相得”。事实上，陈独秀对于孩子也缺乏必要的关心，如稍后陈独秀与高君曼同居上海时，高氏时时向陈独秀友人潘赞化哭诉：“独秀性情与人不同，为延年兄弟不在家住食，我也苦说数次，但总不以为然，说姑息养奸，不可!不可!也因此事吵口多次，望你以老友资格代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说其为吾姐之子，其母已逝，小子何辜，我是他姨母，又是继母，他们也很驯实，我以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于我所生，他兄弟失母无依，视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而不知者谁能谅我?”而当潘赞化向陈独秀提起此事时，陈独秀还“以为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无奈之下，高君曼于1925年带着一儿一女移居南京。自此一别，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原文来自国家人文历史的头条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