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方叔(1201年～1272年)，字德方，号渎山，威州(今四川理县东北)人。南宋末年大臣。宋宁宗嘉定十六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权刑部侍郎给事中。淳祐九年(1249年)为参知政事，上书论忠奸之别，请行限田法。十一年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对外主张消极防御蒙古，此遂与南宋名将余玠的意见不合。宝佑三年(1255年)，被宦官卢允升、董宋臣排挤罢相。宋度宗即位后，欲复用谢方叔，为贾似道所止。
    南宋朝廷日渐衰微之际，亡国的征兆已日渐显现出来。谢方叔就是在这样的大背影下走上了历史舞台。
    史载：“淳祐四年，除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五年，为左司谏，论徐元杰之死，迁殿中侍御史，除刑部侍郎，兼给事中。八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九年，拜参知政事。十一年三月，知枢密院事，十一月，拜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惠国公”。
    1251年，宋理宗授予谢方叔“知枢密院事兼参政知事”，辅佐宋理宗掌管军事机密、边防事务，与宰相同议朝政。接着宋理宗又拜谢方叔为左丞相，同时授予枢密院最高长官——枢密使一职，担起了负责大宋军国大事的重任。谢方叔上任后一方面关心庶民百姓，另一方面不断与宦官、内侍作斗争，但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宝祐三年，为御史朱应元论罢，奉祠。四年，夺职罢祠。开庆元年，监察御史章士元论其帅蜀误国，更与镌秩，其子修窜广南。景定二年，叙复官职。宋度宗即位，献一琴、一鹤、金丹一粒，丞相贾似道再夺其职。咸淳七年，叙复致仕。八年病卒
    
    谢方叔生平简介
    幼年家世
    公元582年，松赞干布完成了统一西藏的大业，并在逻些(今拉萨)定都，吐蕃进人最强盛的时期，其后又攻破青海的吐谷浑，逐渐兼并四川西部的广大地区，统治区域扩展到松州(岷江源头地区)、奉州(杂谷脑河中游地区)和维州(杂谷脑河下游地区)，直接威胁成都地区的安全。为应对与吐蕃交界地区复杂的斗争形势，守住肥沃富庶的成都平原，唐朝不得不在号称“川西锁钥”的维州等地屯驻重兵。
    唐开元年间，谢方叔先祖应征入伍到维州屯垦戍边，后与当地的羌族女子成婚，并在维州安家落户。谢家也几经辗转，在今理县桃坪乡谢溪沟定居下来。宋庆元年间，谢方叔出世，因排行老三，字辈属 “方”，故取名方叔，字德方，寓意德随一生，方正为人。
    为让谢方叔安心学习，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父亲让长子履行军伍的义务，把谢方叔送到了当地仅有的一所私塾。方叔刻苦学习、勤奋励志，加上悟性又高，读书竞能过目不忘，行文落笔尽得奇语。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凡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皆能成颂。嘉定初年，谢方叔告别年迈的双亲，只身来到成都求学。嘉定十六年(1223年)，他参加科举考试，以优异的成绩高中进士，被朝廷任命为监察御史。
    初入官场
    公元1127年，北宋为金所灭，皇族赵构逃到南方，在临安建立了南宋。谢方叔步入政坛的时候，这个偏安一方的王朝已在长江、珠江流域苟延残喘了近百年的时光，离灭亡也就只有半个世纪了。那时，宋王朝内忧外患，山河破碎。北方，西夏、金等国力量强大，攻占了宋朝很多疆土，蒙古国也俯视着华夏大地的乾坤金轮;在西南，割据一方的大理国对大宋的存在也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在国内，南宋王朝政治腐败，奸臣当道，内政不举，外事不修。辖区内是“境土蹇而敛赋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朝廷上下苟且偷安，粉饰太平，贪污贿赂成风，“百姓贫困日增，而官吏敲诈无息”。宋朝已经陷入文无良相、武缺良将的可悲局面。南宋国势日渐衰微，亡国的征兆已显现出来。谢方叔，这个出身维州的进士，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走上了历史舞台。
    在宋朝，监察御史的官阶品位较低，为正八品上阶。但由于“职掌监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等事，并拥有“监察百官之礼仪”的职守，因此位虽不高，但权势颇重。谢方叔饱览诗书，满腹经纶，胸怀成就一番大业的雄心壮志，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的良机。他认真分析了朝廷上下的形势，对上至皇帝、太后，下至文武百官、内侍外戚进行分析和详细的观察，在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实际情况后，开始向皇帝上书谏奏，直抒自己对治国、御臣、修身、平天下的见解。
    谢方叔的言词散见于《宋史》、《齐东野语》等典籍中。这些零散的记载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初任监察御史刚直不阿、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形象。针对南宋王朝偏安一隅，不思中原人民痛苦，不图 “收复旧河山”，沉湎于“两湖歌舞”虚假太平的情况。谢方叔指出，“堂堂一国之君，当秉持刚毅正直的德性，回报上苍的厚望。重振威武决断的雄风，以应对天下的态势。崇尚勤俭朴素的风气，以契合收拾旧河山的天理。发现并储备人才，以满足治理一统山河的需求。规划并制定好恢宏长远的谋略，随时准备应对时局的变化。大力推行仁政，以报答上苍的青睐。”
    他还提出稳定两淮局势的五点建议：“一曰明间谍，二曰修马政，三曰营山水砦，四曰经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遏绝游骑及救夺掳掠之赏罚”，表现出强烈的振兴国家的愿望。当时理宗宠信阎妃，重用奸臣，沉湎声色，谢方叔正色于朝廷，要皇帝“爱身育德”，不能总是在花天酒地中打发时光。理宗非常欣赏和钦佩谢方叔的直率和忠诚，相继给他授予宗正少卿、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正刑部侍郎等职位，并封与永康郡侯、惠国公的爵位。
    爱民如子
    谢方叔出生清贫，对庶民百姓的生产、生活状况向来比较关注。淳祐十一年，南宋境内阴雨连绵。理宗忧心忡忡地问谢方叔、郑清之：“积雨于二麦无害乎?”郑曰：“目 前虽不为过，然得晴则佳。”回答有一些敷衍塞责的味道。而谢方叔则曰：“二麦似无害。蚕事畏寒，恐少减分数。”从郑、谢的回答可以看出，谢方叔对百姓庶民的关心程度要比郑清之宽泛、深刻得多。同年，理宗早朝，问及辅佐的群臣：“边事无他闻否?迁避之民。已复业否?”满朝文武竞无人能肯定回答。谢方叔素来关心两淮之事，对边境情况了如指掌。曾建言在“极边州郡开浚水道⋯⋯沟浍”，“使北骑不得长驱而入。”同时，在“两淮、沿江各另立一项游击军”，“招水步各半”，以备不时调遣。皇上问及边境之事，当然正是谢方叔的强项。在满朝文武都堂塞理宗的时候，谢方叔胸有成竹地回答：“近 来三边幸无他事，淮民之迁避者，皆已归耕。其贫甚者，制司亦少资给之也。”谢方叔心系国事，情系百姓，使理宗稍感欣慰。
    又一次，“帝以吴门择守谕群臣。”谢方叔对言：“平江东控海道，多年来，政府以‘和籴’的名义大量收购粮食，老百姓不堪重负，民力颇困。应当选一名既具备才略，又能体恤百姓的官员为之”。对百姓的真心关爱溢于言表。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何时休，暖风熏得人犹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林升这首《题临安邸》诗反映了南宋统治集团苟且偷安、不思进取、醉生梦死的精神状况。作为一位难得的理智型官僚，谢方叔深知创业之困难、守业之艰辛，清醒认识到如果长此以往势必荒废国事，危害皇朝的统治。为此，他痛心疾首，犯颜直谏： “陛下享玉食珍馐之奉，当 思两淮流莩转壑之可矜;闻管弦钟鼓之声，当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其言之重振耳发聩，其情之真发自肺腑。
    谢方叔对庶民百姓的关心，不仅反映在日常的言行中.也体现在他对制度、体制上的一些考虑和构想。南宋中后期，全国上下土地兼并成风，大片土地集中到官僚、将领手中，他们凭借权势，巧取豪夺，逃避税赋，造成朝廷财政亏空、军费不足、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封建统治陷入重重危机。淳祐六年，谢方叔置权贵豪强的利益不顾，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谏言皇上推行“限民名田法。”他说：国朝在临安立足到如今已有120余年的时问了，当前的形势是边境的土地因为战乱而不断荒芜，而国内的人口却不断增加， “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已经到了不能不管的地步。他指出：“夫百万生灵生养之具，皆本于谷粟，而谷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可不严立经制以为之防乎?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居此之时，与其多田厚资，不可长保，孰若捐金助国，以纾目前!”鉴于“豪强兼并之患，自今而极”，他提出“非限民名田不可”。他期望“陛下勿牵贵近”、“大臣勿避仇劳”，要跳出利益得失，“定经制，塞兼并”，以缓解“敌人睥睨于外，盗贼窥伺于内”的紧张局面，确保大宋江山社稷永不改姓。
    弹劾宦官
    公元1251年，对谢方叔来说可谓是吉祥之年。先是，宋理宗授予谢方叔“知枢密院事兼参政知事，”辅佐赵昀掌管军事机密、边防事物，“毗大政，参庶务，”获得了与宰相同议朝政，“押敕齐衔。行则并马”的政治地位。十一月甲寅，宋理宗拜谢方叔为左丞相，吴潜为右宰相，同时授予枢密院最高长官—— 枢密使一职。谢方叔是“金印紫绶，掌宰天子助理万机”。担起了负责大宋军国大事的重任。
    谢方叔入相后带着感恩的心态，勤勉敬业，励精图治，一心扑在军国大事上。为了更好地履行宰相的职责，让垂暮的大宋实现复兴，不辜负皇上的重托。他不得不披荆斩棘、知难而进，和宦官内侍展开一场殊死的较量。
    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横骄肆，干权乱政，致使朝政大坏。至宋时，虽已形成“宦官不得干政”的祖宗之法。但理宗的贴身内侍董宋臣等，仍在其庇护下，结党营私，侍宠弄权，不可一世。宋人记载当时宦官专权的情景时说：“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宝祐三年。苏州百姓仲大伦等联名控诉董宋臣等强占其土地，新任监察御史洪天锡及时受理此案，并要求朝廷严办此事。但理宗极力袒护董宋臣等。洪天锡虽 “疏六七上”，但理宗仍然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同年六月戌子。洪天锡愤然请辞。
    面对是非颠倒、正不压邪的艰难局面，大宗正寺丞赵崇瑶想到了宰相谢方叔。他给谢方叔写了一封密信，信中直言宦官骄横放纵，猖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朝宰相不理不问，不采取措施加以遏制纠正。真是有愧于江山社稷。看罢赵崇瑶的密信。谢方叔不觉因惭愧而羞得脸红。他认识到，在与宦官、内侍的斗争中，自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实际上助长了董宋臣一伙的嚣张气焰，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谢方叔利用皇上对他的信任，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渊博的学识，向理宗申明大义，讲述宦官、内侍干权乱政的危害。理宗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丢不得的江山社稷和离不开的宦官、内侍之问，他痛苦但又暂时性地选择了前者。他同意重新起用忠心为国、刚直不阿、态度坚决的洪天锡。并授予他大理少卿的职位，负责查处董朱臣这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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