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前七年半，鲁迅寄住在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从这里到位于西单南大街上的教育部，有三里地左右。平日里，鲁迅更多地是以人力车作为代步工具，按时上下班。他是如此守时，以致沿路店家看他的车子经过，就“可以做饭了”，简直拿他做自鸣钟了。
    进京初，鲁迅曾包过一个铁轮的洋车，“上下班和外出都坐车”，但是时间不长就不包了。租住砖塔胡同61号时，鲁迅依旧没有包车。成名之后，他仍是临时叫车。
    鲁迅不吃早饭的习惯形成于留学日本期间。熬夜攻读之下，鲁迅一般很晚起床，睡醒已临近中午，于是早饭、中饭一起吃。做公务员能够满足鲁迅保留求学作息时间的需求：较晚上班，有时还有午休时间，可以容他晚睡晚起，而且下班后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教育部设有“饭堂”，但是饭菜不佳。临近中午，空腹的鲁迅便在街上四处“游击”，今天这家一顿，明儿那里一餐。鲁迅曾与同事们尝试到饭店包饭，可饭店的饭菜质量总是会由好变差，让人忍无可忍，只好作罢。
    
    午休时间有限，爱吃糕点的鲁迅有时以馒头、饼饵等方便食品轻松地打发中午的一顿。
    鲁迅1912年赴京后，5月至7月每月就拿六十元津贴过活，但比南京任职期间靠三十元“军用券”零花要活络多了。直到11月，才正式领到足额薪俸二百二十元。到1925年8月，鲁迅月薪已达三百六十元。
    彼时国家颇不太平，兵燹天灾不断，社会保障机制脆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种社会捐助，不仅有政府机关集体发起的，还有个人发起的，公务员都没的跑。例如，1912年10月8日，“捐北通州兵祸救济金一元”;1916年2月26日，为“吴雷川创景教书籍阅览所，捐四元”，等等。
    因《日记》残缺，1922年忽略不计，在离京前鲁迅所领官俸累计约有三万三千元，主要是银元，占了他当时收入的大头。若以一块银元折合现在(2008年左右，编者注)的四十元人民币来算，平均年薪约计十一万元人民币。那时，每斤大米才相当于人民币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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