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藩邸旧臣是政坛上非常独特的一股政治势力。皇帝登基之前的亲信故旧，包括师傅、属官、侍从乃至奴仆，新帝登基之后大都会受到重用。如西汉初期，周勃、陈平等人诛灭诸吕，迎请代王刘恒进京即位。汉文帝(刘恒)入驻未央宫当夜，即任命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任命将军张武为郎中令，负责保卫皇宫安全。依靠藩邸旧臣，汉文帝用最快时间控制住京城要害部门，稳定了局面。这种重用潜邸旧臣的做法在中国沿袭了很久，乃至于现代社会。

潜邸旧臣活跃于北宋政治舞台，在宋太宗、宋真宗两朝表现最为突出。赵光义任开封府尹15年，期间韬光养晦，培植亲信力量，日后得到重用的官员达40余人。宋真宗的潜邸旧臣，除了他担任亲王、开封府尹、太子时期的亲随(20余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宋太宗亲自物色、选派，自太宗朝沿袭下来的(如李沆、毕士安等)。

宋初，科举制逐步趋于完善，国家通过科举选拔了不少人才，形成文管系统的骨干。但科举取士以文臣为主，跨马征战还是要靠久经沙场的武将。赵光义对赵匡胤时期的将领并不信任，很少赋予他们重任。作为军队指挥中枢的枢密院基本上重用藩邸旧臣，如石熙载、柴禹锡、弭德超、王显、赵镕、周莹等人。到了宋真宗时期，开国之初的禁军宿将皆已老迈，不仅枢密院，连统兵作战的禁军高官也清一色换上了藩邸旧将，如傅潜、王继英、王超、葛霸、张耆、王继忠、王能、戴兴、桑赞、陈兴、许均等人。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胆小怯战，贪功诿过，一个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凭借与皇帝的特殊关系，短时间内纷纷平步青云，窃据高位。而那些披肝沥血征战沙场的将领，如荆嗣、杨延昭、折惟昌等名将只能屈居人下，壮志难酬。人常道大宋天子“与士人共天下”，不如说是“与家奴共天下”。《宋史》第二百六十八卷，记载了宋真宗时期长期担任枢密使的藩邸旧将王继英的传记，读来颇有感受。

王继英是开封人，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寄育在外祖父家。大概是因为家里太穷了，王继英“少从赵普给笔札”，少年时便跟随赵普，做铺纸研墨、收拾书房一类的杂事(我想他是被卖到赵普家做奴仆的)。王继英生于公元946年，按时间推算，他到赵家应在陈桥兵变前后，赵普还没有闻达。乾德二年(964年)赵普升任宰相，至开宝六年(973年)因雷德骧、雷友邻父子弹劾而罢相，被宋太祖贬出京城，期间王继英一直追随赵普。此时他已27岁，算是赵普的亲信随从了。

根据历史记载，赵普为相期间竭力打压开封府尹赵光义的晋邸势力，与赵光义矛盾很深。不少人认为赵普被弹劾罢相，是出于赵光义的暗中指使。赵光义即位以后，对赵普曾起过杀心(赵光义对赵普说：眹几欲杀卿)，接连而来的迫害很可能会接踵而至。可以想象，此时赵普自身难保，新朋故旧包括身边的仆从们纷纷作鸟兽散。惟有王继英还是像以前那样恭敬地侍奉他(继英趋事逾谨)，这一点很是难能可贵。

论才智，赵普不愧为大宋第一宰相。因为担心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赵光义即位以后，赵普马上上书要求回京，被任命为无职无权的太子少保，比外放时的职务还要低。赵普针对赵光义面临的政治难题，首先制造出“金匮之盟”的遗训，解决了赵光义继位合法性问题，并因而被任命为宰相，封梁国公。紧接着，又迅速处理了赵廷美谋反案，帮助赵光义除去心腹之患，一时间炙手可热。也就是在赵普二次入相的同时，作为仆从的王继英“隶名中书五房、院”，由仆人身份转变为拿国家俸禄的“吏员”。此时，他的年龄大约为35岁。

赵普是个比较念旧情的人，大约在他三度入相(端拱元年，即988年)之时，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便思量着要给王继英找个出路。以赵普的政治地位，他完全可以合法地荫补王继英为官，给他谋个好的差事。但是王继英除了处事谨慎、老实巴交之外，实在是一无所长。弄不好不仅害了他，还会给自己带来风险(那时举荐官员是要负连带责任的)。恰巧，襄王赵元侃府中缺人，赵普便推荐他到襄王府中，担任负责接待来宾的职事 (导吏兼内知客事)。宋太宗曾召见王继英言道：“你以前尽心侍奉赵普，我全都知道。如今侍奉亲王，更应该尽心竭力。”可见赵普在宋太宗那里是特别关照过王继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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