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当时我父亲曾跟王公们计议过，无论袁世凯镇压革命成功与失败，最后都要消灭掉他。如果他失败了，就借口失败诛杀之，如果把革命镇压下去了，也要找借口解除他的军权，然后设法除掉他。总之，军队决不留在汉人手里，尤其不能留在袁世凯手里。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假定这些打算是我父亲自己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功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医生打算开刀，遭到了醇王全家的反对，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敷药之前，医生点上了酒精灯准备给用具消毒，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

“这这这干么?烧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这样外行，在他身后对翻译直摇头咧嘴，不让翻给洋医生听。

医生留下药走了。后来医生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息一番。

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王爷”的。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银锭桥案件”败露后，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供桌后面跳出个黄鼠狼来。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爷命大，连仙家都受不了他这一拜。张文治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

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我父亲也不例外。提起父亲的生活琐事，颇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老佛爷并不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时新人物，老佛爷后来不是也让他当了军机吗?”慈禧的维新和洋务，办的是什么，不必说了。关于父亲的维新，我略知一些。他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醇王府是清朝第一个备汽车、装电话的王府，他们的辫子剪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个。但是他对于西洋事物真正的了解，就以穿西服为例，可见一斑。他穿了许多天西服后，有一次很纳闷地问我杰二弟：“为什么你们的衬衫那么合适，我的衬衫总是比外衣长一块呢?”经杰二弟一检查，原来他一直是把衬衫放在裤子外面的，已经忍着这股别扭劲好些日子了。

此外，他曾经把给祖母治病的巫婆赶出了大门，曾经把仆役们不敢碰的刺猬一脚踢到沟里去，不过踢完之后，脸上却一阵煞白。他反对敬神念佛，但是逢年过节烧香上供却非常认真。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的风俗把这天叫做“破五”，他不许人说这两个字，并在日历的这一页上贴上红条，写上寿宇，把坚笔拉得很长。杰二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长寿嘛!”

为了了解摄政王监国三年的情况，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找到多少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和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但可惜的是他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而且从九岁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位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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