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载涛的判断是：“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本文摘自《铁与血的挽歌：1911大清国是怎么没的》，作者：王巍 范晓军，出版：新华出版社

载沣，醇贤亲王奕譞侧福晋刘佳氏所出，光绪异母弟，1883年生，次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所谓“八分”就是八祥标志，即朱轮(红车轮)、紫韁(乘马用紫色韁绳)、宝石顶(一品用珊瑚顶，宝石在珊瑚之上)、双眼花翎、牛角灯、茶搭子(盛热水用，略同现今之暖壶)、马坐褥和门钉(府门上铜钉)。

载沣7岁晋封奉恩镇国公，8岁承袭王爵，17岁内廷行走，18岁补授内大臣、正白旗汉军都统，19岁管理新旧营房事务，23岁管理健锐营事务、调补满州正红旗都统，24岁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25岁补授军机大臣，至此以摄政王而监国。

醇亲王奕譞与他的儿子、日后的摄政王载沣

这些职务都是些只拿俸禄不用干活的神仙差使。让这位“生长于深宫之内，养育于保姆之手”、挂个虚职而从未主持过军国大计的公子哥成为一个大国领袖，可见阅人无数、善于驭人的慈禧是怀有私心，也是迫不得已的。

载涛的判断是：“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决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所以先叫他做军机大臣，历练历练。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他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但他又很明白光绪的皇后(即后来之隆裕太后)亦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决不可能叫他来重演‘垂帘’的故事，所以既决定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又叫载沣来摄政。这仍然是从她的私见出发来安排的。”(《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载沣的儿子被立为嗣皇帝，嫡母是慈禧之妹，妻子瓜尔佳氏又是慈禧亲信荣禄的女儿，本人虽忠厚有余、魄力不足，但立场坚定。这些都是“硬件”。在还想干个十年八年的老佛爷看来，孩子老实听话才是最关键的，子少父弱也许是最理想的，这样的人不用那还用谁呢?

让“自己人”接班，是封建制度下权力交接的必然选择。能力可以培养，经验可以积累，而一个“根正苗红”的好出身却不是人人都具备的条件。这种任人唯亲的权力交接方式，也注定了王朝必然灭亡的结果。

“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载沣深受其父老醇王的影响和熏陶，从小在王府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养成了谦逊好学的品格，做人做事都比较低调，并不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也有些自知之明。得知让其监国摄政的消息后，他“叩辞至再”，无奈老佛爷决心已定，懿旨已下，“万分无法，不敢再辞”，也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了。

载沣每天很早就来到乾清宫，试图像雍正爷那样亲自批阅来自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的奏章，“而苦不得要领，往往辞不达意。有入觐者，常坐对无言;又进言者，分不清是非曲直;即请机宜，则嗫嚅不能主断;且所言常不切主旨，多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之类，无关宏旨。”(金梁：《光宣小记》)

出使德国的李经迈临行前向载沣请示有关工作，这位新领袖莫名其妙地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你哪天走?”“好好，好好干，下去吧!”(溥仪：《我的前半生》)

湖广总督瑞澂“以疆事”入见欲有所陈，载沣却说：“汝疾病尚未愈乎?”除了询问病情，别无他言。(胡思敬：《国闻备乘》)

政治是一门大学问，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需要长期的实践和磨练。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资历、经验和秉性均显不足，关键是他对“厚黑学”没有真学、真懂、真用，这也许注定了他作为政治家失败的命运。然而，对于这位80后的年轻人来说，突然间把他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担上这么沉重的担子，面对这么错综复杂的局面，有些不知所措的窘状也是可以理解的。权力似乎有一种魔力，让拥有它的人绝然不肯舍弃，并想方设法去巩固它、扩大它。“新手上路”的载沣毕竟身体里流淌着爱新觉罗皇族的“蓝血”，他尽力用勤勉的执政风格来弥补性格的缺陷和能力的不足，本能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竭力巩固他的摄政统治，试图挽救大清国面临的种种危机。

载沣首先认识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立规矩，订礼仪，树立个人权威，这是必须的。

顺治年间的摄政王仪注规定：“凡文移皆书皇叔父摄政王。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公大臣都要列班跪送和跪迎摄政王。遇元旦及其他主庆节日，满汉文武大臣在朝贺皇上后，还要往贺皇叔父王。”(郭松义等：《清朝典制》)多尔衮摄政而不监国;载沣既摄政又监国，就应该“今体制较昔尤尊严也”。(金梁：《光宣小记》)

还在溥仪未登基时，载沣就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了一道谕旨：“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是即代朕主持国政，黜陟赏罚悉听监国摄政王裁度实行。自朕以下，均应恪遵遗命，一体服从。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暨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是即致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以致败坏纪纲”。(《清朝续文献通考》)这道诏书有理、有力、有节，义正辞严地再次重申了载沣监国的合法性和不可侵犯性，并对那些“拿豆包不当干粮”的潜在政敌进行了严正警告。

闪亮登场后，为进一步强调自己监国地位的正统与尊荣，载沣又以宣统皇帝名义公布了内阁等衙门议定的《监国摄政王礼节总目十六条》，规定：

1、告庙。“监国摄政，典礼崇隆，应请谕旨，择期派员告祭太庙”。

2、诏旨。“军国政事及黜陟赏罚，悉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仍以谕旨宣示施行。凡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监国摄政王面请施行，他人不得擅请、擅传”。

3、称号。“监国摄政王在皇太后前称臣，行臣礼。谕旨内称监国摄政王时不书名。监国摄政王称皇上为皇帝，对众自称为本摄政王，贝勒以下文武大小臣工皆称摄政王”。

4、代行祀典。“皇上未亲政前，所有坛庙大祀及现在丧祭，均由监国摄政王代诣行礼”。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