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荷包”，令人直接想到的似乎应该是国库。其实中国的皇权制度中，皇帝的个人用度与国家财政分离是很早的，汉代有少府负责皇室用度，所仰仗的收入来源，是山林川泽之利。此后的历代中央王朝也基本延续了皇室收支与国家财政分离的制度，横向比较欧洲及西亚的中央集权君主，这套财政制度相当高明。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皇室收入如何筹措，与国家财政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与皇权制度是相伴随的，而且有时对皇权稳定的影响还很大。清作为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顺治、康熙时期已经确定了定额化原则的国家财政体制，直到太平天国战前，国家财政都以尽量不增加用度为总体原则。
    
    网络配图
    这样来看，清帝国可能秉持着相当“节俭”的财政原则，事实上，乾隆皇帝就经常这样自我标榜。但是，如果考虑到有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在户部控制之外，这一“节俭”的形象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赖惠敏教授的新书《乾隆皇帝的荷包》(以下引文仅标页码)正是直击这个隐秘之处。她勾稽出乾隆皇帝最重要的三个皇室收入来源，并说明这些钱的流向，相当程度上刷新了我们对乾隆一朝政治的理解。赖惠敏教授早年师从徐泓教授，研究明代江南的赋役制度，卓有成就。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