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所有的大诗人一样，陶渊明写过许多好诗杰作，也偶有游戏之作，但往往不太成功，甚至堪称败笔。请试举同酒有关的二例以明之。
    其一，《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
    饮酒是陶渊明最大的嗜好，从来没有想到改变（“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但喝得太多不免影响健康，大约在某次健康危机之后他忽然下决心戒酒（“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而一旦实行之后，他就对此寄予极大的希望，似乎马上就可以进入仙境、获得长寿了。
    这样的酒鬼心态未免可笑，但也还是可以理解的，老烟枪戒烟的心理与此十分相近。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酒或烟恐怕是戒不成的——成仙既不可能，那么还是来喝酒吧。
    陶渊明后来改饮菊花酒。那时的人们相信菊花是助成长寿的特效滋补品，陶渊明有两句诗道：“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用菊花泡酒喝，既可以过酒瘾，又达到了养生长寿的目的，一举两得，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是《饮酒》其五中有名的诗句，写的大约就是他“止酒”以后的新举措。
    “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这话后来完全落空，徒然成为一句玩笑。据说马克·吐温说过戒烟是很容易的事情，他已经戒过1000次了。这些都不足为训。从艺术形式上来说，“《止酒》诗每句藏一‘止’字，当系俳谐体”（朱自清《陶诗的深度》），恰恰与他并未真下决心实行戒酒相匹配。清人蒋薰评此诗曰：“想是偶然乏酒，作此游戏言”（《陶渊明诗集》卷三），“游戏言”三字很得要领。
    我们从这里可以感受到诗人理性与癖好之间的矛盾，不无认识价值，但这样的诗篇在佳作如林的陶诗中不能不说是一份败笔。曾有人称之为陶渊明的“惭笔”（袁守定《佔毕丛谈》卷五），又有人指出此是“故作创体，不足法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这样的批评是恰当的。但前人对此诗亦有作极高之评价者，以为其中包含了许多深意。这恐怕是神化陶渊明。以为大人物的任何作品里都包含着了不起的微言大义，乃是文学评论中的多年痼疾。
    其二，陶渊明另一游戏败笔是他的《述酒》：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素砾皛修渚，南岳无余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诸梁董师旅，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生去旧京，峡中纳遗薰。双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这首诗相当晦涩难懂。苏轼（1037～1101）写过100多首和陶诗，却没有和这一首《述酒》——大约他并不看好此诗，或者不大明白陶渊明究竟在说什么。黄庭坚（1045～1105）更明确指出“其中多不可解”。稍后两位学者韩驹（1080～1135）和汤汉（1202～1272）有了新的发现，他们指出，山阳公就是那个被曹丕取而代之的汉献帝刘协，“山阳归下国”一句明写汉魏易代，暗指陶渊明眼前的晋、宋易代——当代山阳公就是东晋末代皇帝恭帝司马德文，他向早已大权在握的刘裕（后称宋武帝）交出皇帝的国玺以后被封为零陵王，却又很快被刘裕杀掉了。汤汉和后来的学者们从这一政治性的破解得到鼓舞，进而解释全诗，把该诗前后全部诗句都说成是暗藏着涉及改朝换代的大义微言。这种扩大化猜谜语的运作源远流长，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下。
    虽经历代学者反复揣摩，这篇谜面式的《述酒》至今仍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尤其是“诸梁董师旅，羊胜丧其身”、“双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等句，尤难通解，所可知者，大抵同酒有关，而与晋、宋易代相去万里有余，而且各句之间似乎缺乏感情或逻辑上的联系。如果我们不去迷信陶渊明，其实不难看出这些诗句无非是从酒出发的一组联翩浮想，其中有“山阳归下国”等一两句可能遥指当下的政治，而其他则皆不相干。只不过许多话说得含糊曲折，近于谜语，令读者捉摸不透，遂误以为其中必有奥妙。
    这首诗在艺术上没有达到陶渊明的平均水平。也许可以说，《述酒》同《止酒》一样，是陶渊明的创新试验，一谐一讔，可惜都不成功。刘勰《文心雕龙》有《谐讔》篇，分述这两种类型道：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本体不雅，其流易弊。
    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
    渊明通脱，于此二种路径皆有所尝试，但也只是偶一为之，他其实很少写这样的游戏之作。后代有些专家震于陶渊明的大名，一定要把这两首诗说得有多么高明，有多少微言大义，恐怕是并不实事求是的。至于他们因为《述酒》略一涉及晋宋易代，就大张旗鼓地把陶渊明形容成一个东晋王朝的遗老，大讲他的所谓“忠愤”，则是一个严重扩大化的政治结论，完全不符合陶渊明的实际。（详见拙作《从陶渊明〈述酒〉诗说到他的政治态度》，《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
    中古时代王朝更迭频繁，官员以及在野士大夫很少有从一而终的，同赵宋王朝及其以后的情况很不同，而宋朝、明朝的学者们却习惯于把他们佩服的古人都形容成一个忠于某家某姓的“忠臣”。陶渊明在他们手里荣获拔高，而这其实乃是这位“隐逸诗人之宗”平生的一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