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前的印度思想界，虽是非常发达，但又陷入十分混乱的状态。因为，婆罗门教把传习赞颂和仪式，认做是一种专有的东西，把文句定得十分详密，义理说得十分幽玄，形成一种繁琐的神秘作风。他们处处称天意做事，任何事件都含着秘密。人民的智识总是要发展的，所以很容易引起脱离神话，走向理智去探索。后来有自然派的哲学兴起，就宇宙物质方面加以说明的，如地论、水论、火论等；另有一派，就宇宙抽象观念方面加以说明的，如时论、方论、虚空论等。从此各种思潮纷纷起来，复杂到极顶，一般人民，更是给这搞得混淆不清。在这个时候，很需要宇宙的究竟真理指出人生应行的大道；在这个时候，很需要有一种圆满的革新宗教。佛陀生在这个时候，像一粒定水珠一样，把一塘混浊之水的印度思想界澄清，指示徘徊在岐途上的人们一条应行的大道。

因为那时的阶级制度的不平，人的思想和生活极端的不自由，意志薄弱的人，在这阶级制度之下，感叹身世的不幸，多倾向消极方面；意志坚强的人，就对古宗教起了疑惑，暗地里发生了反动的思想。加之婆罗门教徒，专横暴戾，处处丧失人心。因此人们大都走上了两个极端的思想，一个是顺世享乐，一个是遁世苦行。顺世享乐的物质乐观主义，偏入于有；遁世苦行的精神厌世主义，倾向于空。这是当时思想界的矛盾，佛陀生当在这个时候，眼看着这思想界不正常的发展，他就尽力的排斥这两种偏左偏右的思想。佛陀成道后对人生的说法，不偏于物质，也不偏于精神，而是发自一种缘起中道的思想。这种思想演为教说，救了当时的印度，也救了千万年后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