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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富贤 daguokongchao@gmail.com 摘要： 公元前277年秦国将占领的楚国黔中郡和巫郡合并成秦黔中郡，为秦朝三十六郡之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楚巫郡在黔中郡北边的巫山区域，而秦黔中郡的郡治在湖南沅陵。但是2002年里耶秦简显示沅陵、常德一带属于洞庭郡而不属于黔中郡，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据此否认秦黔中郡的存在。本文根据《史记》等文献和考古证据，认为巫郡在黔中郡以南，楚黔中郡和秦黔中郡的郡治均在湖南省黔阳县黔城镇。秦军是从西南的蜀郡沿着沅江上游主干清水江或者支流潕水上游东进攻黔中郡的。 一、不能根据里耶秦简轻易否定秦黔中郡的存在 《史记》记载秦朝在全国设三十六郡，《后汉书》等认为今湖南分属黔中郡和长沙郡。唐初《括地志》记载：“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1986年，考古人员在沅陵县城附近的窑头村，发现一处占地十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2002年6月，《中国.湖南黔中郡学术研讨会》一致认定，窑头故城为楚黔中郡[1],[2]。 人们长期认为沅陵、常德一带是黔中郡的核心区域，然而2002年在龙山县里耶镇发掘出的秦简记载这些区域属于洞庭郡，而未提黔中郡和长沙郡[3],[4]，这一颠覆性的发现致使学者们对秦郡重新进行探讨。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秦朝根本就没有黔中郡[5]。 早在2003年，陈伟先生就推测，秦始皇二十五年将原黔中郡一分为二后，西北一部没有沿用黔中旧名，而是改称“洞庭郡”，东南一部则称作“苍梧郡”，后世以“长沙郡”称之[6]。 周振鹤先生也认为秦代无长沙郡和黔中郡，《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秦图的黔中郡和长沙郡应分别置换为洞庭郡与苍梧郡，其洞庭郡境域当不包括湘、资流域在内[7]。 “秦朝无黔中郡”这种观点不但在学界越来越成为主流，中央电视台《走近科学》栏目在2009年9月分三集播出了《古井中的秦朝》，也认为秦朝根本没有黔中郡这一郡名[8]。 但是《史记》、《战国策》等权威文献却明确记载了秦设立了黔中郡。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史记·秦本纪》又记载“（秦昭王）三十年（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一年（前276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史记.白起列传》记载“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前276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 可见，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成功攻占楚黔中郡。此后楚国又收复了黔中郡。公元前277年白起和副手张若才正式占领黔中郡、巫郡以及江南，并将这些地方合并成新的黔中郡。但是楚国仍未罢休，集结东部10万大军于公元前276年收复江南十五邑，秦国的黔中郡只剩下原黔中郡和巫郡。 《战国策·楚策》载苏秦说楚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 说明楚国在楚威王时期(前339～前329年)设有黔中、巫郡、洞庭、苍梧等郡。从里耶秦简看，秦之洞庭郡与苍梧郡当是直接沿用了楚国的建置。而《史记》提到战国时期的黔中郡达17次之多，而提到洞庭郡、苍梧郡各只1次，意味着黔中郡远比洞庭郡、苍梧郡更为重要。秦国经过5年的拉锯战之后才获取了极具战略意义的黔中郡，有什么理由要撤掉此郡？ 考古证据显示，楚国疆域从沅江上游一直延伸到云南金沙江区域。对于沅江上游及以西区域存在那么大一个空白区，钟炜等学者们却简单地认为是蛮、越聚居地[9]。其实这是学术界长期存在的的偏见。洪江市（黔阳县）出土的高庙文化遗址2005年被评选为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很多标志性文物首先首先在沅江上游地区，然后才出现在黄河流域，说明黄河文明很可能是继承了沅江上游文明[10],[11],[12]。近年阳国胜先生研究还发现，黔城附近的会同县是炎帝的故里[13],[14]，中央电视台为此制作了《连山易之谜》[15],[16]。李学勤教授认为湘西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学术界需要克服“湘西地区是古代荒蛮之地”的偏见[17]。 据《楚辞·涉江》，楚国在沅水上游设有辰阳，在沅水上游支流溆水流域设有溆浦；据包山楚简，楚国在沅水上游支流舞水流域设有潕阳。这些地区难道能够被视为蛮夷之地？ 阳国胜先生认为在沅江上游地带存在空白区是不合理的，他从“黔阳”、“黔城”两个带“黔”字的地名入手研究，认为黔中郡与古黔水（沅江上游的支流渠水）有关，在沅江上游地带，郡治在黔城或者会同[18]。 二、楚国巫郡不在巫山区域 其实历代学者们有一个重要的思维误区，那就是对巫郡的错误定位。战国时期楚国确实有巫山这个地名，《史记》、《战国策》均有记载。学者们据此认为巫郡在黔中郡以北的巫山一带。比如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江水》：“江水又东迳巫县故城南，县，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县，以隶南郡。”唐初《括地志》也说：“巫郡在夔州东百里。” 秦黔中郡郡域范围，谭其骧认为约今湖北清江流域、湖南沅水、澧水流域以及重庆黔江流域[19],[20]。赵炳清认为秦黔中郡的范围约今峡江两岸地区、湖北清江流域、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湘江中下游地区、湘东北地区以及重庆乌江流域。赵炳清认为不仅从秦黔中郡的南部分置了秦洞庭郡，而且把巫县（由楚巫郡改称）及其以东划给了南郡，巫县以西划给了巴郡[21]。 如果赵炳清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战国策》和《史记》所说的:“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南有洞庭、苍梧”又作何解释？《战国策》和《史记》明确说明楚国既有黔中郡，又有洞庭郡，一个在西，一个在南。《史记》只说秦黔中郡是将楚黔中郡与巫郡合并成新黔中郡，没有任何资料表明秦国将楚国的洞庭郡也合并到新黔中郡之中。 周振鹤先生认为巫郡处于以巫县为中心鄂渝交界一带，而黔中郡则在鄂西南与渝东南的长江以南地区，这两个郡似乎合起来只有十五县之地，就是《史记·楚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76年“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的那十五邑，也就是说秦国虽然在公元前277年设置黔中郡，但是一年之后又被楚国收复回去，后面也就不再设有黔中郡了[22]。 《史记·张仪列传》载：“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武关是秦国最重要的关塞，但是秦国却宁愿用武关换黔中郡，可见黔中郡的重要性。但是在周振鹤先生的眼里，黔中郡只是一个很小的郡，与巫郡一起也只有十五县之地，远不如洞庭、苍梧的地盘大。《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的汉中郡有六百里地，那么《史记》记载非常多的黔中郡怎么只有那么小的一点地盘？ 一千多年来，几乎所有史学家都将巫山与巫郡视为同一区域，从而认为秦黔中郡包括三峡地区、酉水流域、沅江流域。现代历史学者谭其骧、葛剑雄[23]、周振鹤、赵炳清也沿承此说。根据这种思路，那么巫郡就应该在黔中郡以北，江南在巫郡以东，而沅陵、常德一带刚好是巫郡、黔中郡、江南的交汇区，是黔中郡的理想郡治所在。但是里耶秦简却推翻了这一观点。然而学者们至今未能走出历史的“巫蛊”，虽然承认沅陵和常德并不属于黔中郡，但却干脆连秦黔中郡也否定了。伍成泉在中央电视台说，司马迁和班固将洞庭郡误记写成黔中郡了。著名史学家的一次疏忽，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时光后，被里耶的秦简牍所弥补[24]。 但是考古证据表明，司马迁的《史记》是可信度很高的历史文献。过去很多对《史记》的否定，都经历了否定再否定的过程，最终反而增强了《史记》的权威性。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史记》关于黔中郡的记载。 司马迁对秦楚黔中郡之争是精心研究过的，因为这段历史不但是重要的国史，也是他家族的辉煌。秦国攻楚黔中郡主将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八世祖，而司马错之孙，即司马迁六世祖司马靳曾是白起（另一个攻楚黔中郡主将）的部将。司马迁的《史记》对黔中郡之争记载的非常详细，只是后人因为混淆了巫山和巫郡，从而误读了《史记》。 其实，从“云梦”和“捍关”这两个地名可以看出巫山区域只是楚国都城郢都的卫戍区的一部分，不是单独的郡。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巫山离郢都只有两百多公里，离楚王陵夷陵只有一百多公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将“商於之地六百里” 作为一个地理单位；汉中郡地六百里是一个地理单位；都城区域更为重要，地盘应该更大，那么楚国都城附近“方九百里”的云梦泽也只能是一个地理单位，西境到了巫山。 可根据“捍关”考定巴郡的东界。捍关在今天奉节县瞿塘峡附近。捍关原属于巴国，后被楚国占领。无论是巴国，楚国巴郡，秦国巴郡，还是西汉巴郡，虽然疆域不同，但东部边界都在捍关附近。 公元前316年秦国占领巴蜀，公元前312年占领了楚国的汉中。《史记·张仪列传》载，公元前311年张仪对楚怀王说：“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馀里。……不至十日而距捍关。捍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如果巫郡在黔中郡北边的巫山地区的话，秦国沿长江进攻楚国，首先需要占领长江沿岸的巫郡，那么史记就应该这么记载：“巫郡、黔中郡非王之有。”可见，巫郡比黔中郡离长江更远。 从“距捍关”也可以看出，捍关确实是秦楚之间的边界，秦国大船通畅无阻地到捍关之后才与楚军交战。 就是说，公元前316年的时候捍关/巫山区域是秦国巴郡和楚国都郢区域（云梦泽）的分界线，北边是商於之地，南边是黔中郡，西北是汉中郡，此区域不可能设有巫郡。 《战国策·庄辛谓楚襄王曰》记载公元前278年白起攻楚之前，庄辛就警告过楚襄王，但是楚襄王不听，于是“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于城阳。”这里的“巫”是指郢都周边的巫山，与鄢、郢、巫、上蔡、陈等都是小地名，而不是郡名。因为根据《史记》，白起和张若是在公元前277年才“取巫郡”的。公元前278年被“举”的“巫”是“巫山”，第二年被“取”的“巫”是“巫郡”。 可见，楚国的巫郡根本不可能在巫山区域，而是在其他地方。 三、从秦楚战争路线看巫郡的方位 《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谓楚威王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从文字排列来看，巫郡应该比黔中郡更远离楚国都城郢都，就像海阳比夏州更远离楚国都城、苍梧比洞庭更远离楚国都城一样。那么巫郡应该在黔中郡以南或以西。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可见秦国希望先得到的是巫郡，其次是黔中郡，应该是巫郡与秦国相接，否则即便得到了也难以管理。 如果巫郡在黔中郡北边的话，那么紧邻秦国的巴郡。秦国应该从巴郡攻占巫郡，然后再占领黔中郡。但是无论是公元前280年司马错攻黔中郡，还是公元前277年张若攻巫郡和黔中郡，都不是从巴郡攻入，而是从蜀郡攻入的。《史记·秦本纪》：“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先祖司马错的功绩：秦惠文王九年(前316年) 四川盆地的苴蜀两国相攻击，都求助于秦，但其时韩国侵秦。张仪主张先攻韩。但司马错认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主张借机灭蜀。秦惠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让司马错发兵伐蜀，继而又灭巴、苴。公元前301年，蜀侯辉反秦，司马错受命平定蜀乱。就是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攻黔中郡之前已经营蜀地几十年了。而张若是秦国派驻蜀郡的郡守，也经营蜀郡多年。从两次进攻可见，秦国从蜀郡出发不但能够攻占黔中郡，也能攻占巫郡，说明蜀郡不但与秦黔中郡相连，而且与巫郡相连。 尤其是公元前278年的时候，秦国已经占领楚国郢都，并设置了南郡。如果巫山区域是巫郡的话，秦国要攻巫郡，即可派巴郡郡守东进攻巫，也可派南郡郡守西进攻巫，或者是从东西两侧夹击。但是公元前277年秦国却是派蜀郡张若为白起的副将，从蜀国东进，并且是先占领巫郡，然后再占领黔中郡和江南。 《史记·西南夷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十馀岁，秦灭。” 就是说在楚威王时期，楚国已经将领土扩展到楚国巴郡和黔中郡以西，占领云南滇池区域，形成了对巴蜀的包围之势[25]。这也正与西汉的《淮南子·兵略训》所云“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的形势吻合。 《韩非子·内储说上》也记载：“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说明丽水（金沙江）流域已经属于荆楚所有，楚国并在云南楚雄设官置吏，管理丽水黄金的开采。出土文物也证实楚国西境已达金沙江上游流域。1975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墓葬遗物，具有楚文化特色，其年代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 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说明此时还没有设巫郡。而楚威王时期楚国已经有巫郡了。应该是楚宣王和楚威王这两位强势楚王积极向西南扩展，黔中郡郡域越来越大，楚国将黔中郡西南部析出一个巫郡。 庄蹻在楚威王时期（前339年～前329年在位）达到滇池之后，发生了一次秦楚战争，秦国攻楚巴、黔中郡，不但切断了庄蹻通过长江北归的通路，也切断了庄蹻沿着沅江东归黔中郡的通路，使得滇池区域变成楚国的飞地，庄蹻只好在这里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也说明，秦国在这个时候已经占领了沅江上游部分地区。十多年之后，庄蹻所建的国家被秦国所灭，滇池与秦国的巴蜀之地连成一片。秦国并于公元前316年之后相继占领蜀、巴、苴。司马错攻楚的时候秦国已经占领黔中郡以西的整个西南地区（包括巴蜀大地、云南、贵州大部）。 巫郡的名称应该与巫山、巫水、巫文化有关。全国唯一的巫水发源于湖南省城步县的巫山，流经绥宁县、会同县，然后在黔阳县黔城镇东侧20公里处的洪江镇汇入沅江。虽然三峡的巫山知名度最高，但是阳国胜先生考证，湖南的巫山比三峡的巫山更为古老[26],[27]。 沅江上游地区是中国巫文化的发源地，七千多年前的黔阳高庙遗址文化具有浓烈的巫文化色彩，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文化部的资料认为高庙文化“对追溯我国宗教祭仪活动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8]。辰砂是巫师作法、炼丹的重要原料，而世界辰砂主要产地就是湘西和黔东。湘西至今仍保持着浓厚的巫风。 三峡区域只有巫山，而黔城区域却是五巫俱全：巫山、巫水、巫州（在唐朝的时候黔城还叫巫州）、巫文化、大巫师（炎帝）。 四、黔城应为楚黔中郡和秦黔中郡郡治所在 《史记·苏秦列传》载：“大王不从，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 司马错认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并且秦国两次攻楚黔中郡都是从蜀郡东进的，说明秦蜀郡与楚黔中郡之间存在一个重要性类似武关的军事关口。那么这个关口在哪里？秦国从西边攻黔中郡共有四条水路（均为沅江水系）：酉水、辰水、潕水、清水江。 柴焕波、李大地、方刚等人认为秦国是从乌江进入酉水进攻楚国黔中郡的[29],[30]。其实酉水不可能是秦楚战争的主战场。《史记·张仪列传》明确记载，如果秦国通过水路进攻楚国的话，不是从乌江进入酉水，而是通过长江东进，达到捍关，再从捍关南下攻占黔中郡和更南的巫郡。 如果秦国逆乌江而上，需要登陆之后才能达到酉水，登陆所在地是楚黔中郡的地盘，不可能在这里造船，也不可能抬着船到酉水。并且，如果是在乌江上游的酉阳登陆，需要翻越崇山峻岭，这里的关口都是由黔中郡控制着的，秦军是不可能穿行的。如果是从龚滩转入阿蓬江，再从阿蓬江入酉水，陆地距离虽短，但是这里的水量小，难以运载十万大军。并且阿蓬江峡谷众多，如神龟峡、官渡峡等都是绝壁夹江，易守难攻，从这条路线进入酉水，等于是送死。 考古证据也不支持酉水是战场的说法。两次秦楚黔中郡之战非常惨烈，沿途应该留下很多战争遗迹，但是到目前为止，酉水流域并未发现战争遗迹。同样，常德也未发现大规模战国战争遗迹。尤其是沅陵，为配合五强溪电站的复工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市文物处、沅陵县文物管理所于1990、1991、2002、2003年对故城遗址及淹没线下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但是未发现与黔中郡之争规模相当的战争遗迹。 同样，秦军也不可能通过梵净山以东的辰水攻楚的。因为整个辰水都是楚国的地盘，梵净山区域地势险要，秦国不可能从这里转入辰水的。 并且，如果从酉水或辰水攻楚的话，必须从巴郡攻黔中郡，应该叫做“因巴攻楚黔中”，而不是“因蜀攻楚黔中”。 那么只有潕水和清水江了，司马错攻楚的时候这两条河的上游部分地区已经属于秦蜀郡。司马错是“因蜀攻楚黔中”，直接从蜀郡攻占黔中郡；而白起、张若是从蜀郡先攻占楚巫郡然后再攻占黔中郡的，因此《史记》记为“定巫、黔中郡”。说明司马错和白起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攻楚，这两条路线在黔中郡交汇。而潕水与清水江恰恰在黔城汇合成沅江。那么黔城应该是楚国黔中郡郡治，司马错应是沿着潕水攻楚，而张若是沿着清水江攻楚。楚黔中郡和巫郡应该是以潕水为界，以北为黔中郡，以南为巫郡。 黔城历史悠久，东周敬王十五年（前504年），在黔城建鄦阳国，为楚国的附属国。黔城是“黔滇门户，全楚咽喉”。黔城以东有高耸的雪峰山和二十公里的沅江峡谷，楚国军队很难穿过这个高山峡谷逆流而上收复黔城的。秦国攻占黔城，等于扼住了“全楚咽喉”，可以牢牢地控制了整个西南（当时整个巴蜀大地以及云贵高原大部都已经属于秦国），而又能主动地进攻东北的楚国，然后“楚亡则天下并”，可见黔城就是苏秦所说的与武关并列的黔中郡关口。 公元前280年秦国的司马错从陇西发兵，南下到蜀郡，然后往东走捷径从潕水上游顺流而下，成功占领楚国的黔中郡，但是很快被楚国收复。这次失败的原因可能是潕水水量太小，运输能力太低，后援和后勤跟不上。三年后白起和张若吸取司马错的教训，改从更南的沅江主干清水江（虽然比司马错攻楚的道路要远，但清水江的水量远比潕水要大；现在黔城处的沅江多年平均流量大约为700立方米/秒，其中大约540立方米/秒来自清水江，160立方米/秒来自潕水，清水江的水量是潕水的3.4倍）顺流东下攻占巫郡，然后再攻占黔中郡和江南地带。 黔城区域留下大量的战国时期的战争遗迹。在贵州天柱县到黔城之间的清水江河床内淘金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兵器,既有楚文化的特征,也有巴蜀文化的特征[31]，还有秦文化的特征[32]，与《史记》记载的秦国从蜀攻楚相吻合。而在黔城下游的沅江流域的河床，就很少发现这类兵器了，说明秦楚战争的主战场是在黔城。另外，文物部门近年在黔城发现200多座战国墓葬，其中既有楚墓也有秦墓，随葬物品中有大量兵器。 沅陵的窑头虽然三面环水，背面靠山，城池本身便于防御，适合于防御短时战争（比如湘西匪患），可以争取时间，等待救援。但是秦楚战争是占领性战役，窑头除了城池外，周边地区都很容易被秦国占领，窑头变成一座孤城，很难坚持下去。甚至秦国可以放弃攻占城池（围而不攻）而直接顺流北上攻占楚国都城。窑头起不到战略防御作用。 秦黔中郡是公元前277年将楚巫郡和黔中郡合并而成。黔城具备作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所有条件，是秦黔中郡郡治的不二佳选： 1、新的黔中郡的郡治应选在原黔中郡和巫郡的郡治之一，黔城是两个候选对象之一。 2、黔城的战略重要性相当于武关，“扼西南之咽喉而控七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阳国胜先生统计，从公元前280年到1949年，此区域内共发生战争783起，平均不足三年一起。 3、黔城处于巫郡和黔中郡的交合处，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是周边广大区域的航运物流中心，也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古商道。 4、黔城周边产盐、产金，有利于发展经济。到隋炀帝大业二年，黔城周边还有一个叫做盐泉的县。 5、当时楚国只有两个铜矿，其中麻阳铜矿离黔城不远，铜在战国十分重要，是打造兵器的命根子。 6、黔城周围有好几个粮食产地。 7、古代湘西山重嶂叠、多蚊虫，叮咬后易患疟疾，古人主要靠雄黄酒驱蚊虫，黔城周边产辰砂（产地以湖南新晃、贵州铜仁为主），是制雄黄的主要原料。 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派兵五十万，兵分五路南征百越，其中一支就是从黔城出发。《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一军塞镡城（今黔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一军结余干之水。” 考镡，为剑柄与剑身连接处两旁突出的部分，位置非常关键，前可杀敌，后可护身。如《庄子》有云：“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镡城”意味着黔城起到了“镡”的作用，对秦国来说，战略位置相当于庄子时期全国角度的周王室和宋国，既是政治重镇，又是军事重镇。 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在今黔城置镡城县，属武陵郡。武陵郡郡治在溆浦。《水经•沅水注》：“汉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可以理解成溆浦是从原黔中郡郡治镡城县分割出来的。因为历史上镡城县（龙标县）管理区域非常广阔，相当于现在的十多个县，南到贵州黎平县、湖南通道县、城步县。但是到唐朝的时候龙标所管理的区域全部在黔城南部和西部，而离黔城很近的东北部的溆浦反而不属于龙标了。 唐代镡城县更名为黔江，后又易名龙檦（龙标）县。公元733年唐玄宗置黔中道。唐玄宗时期是盛世，没有战争威胁，黔城的相对重要性下降，黔中道治所北移到今天的彭水，改名为黔州；而将黔城改名巫州，既是巫州的治所，又是龙标县的治所。逻辑上可能类似1997年将黔阳和洪江合并之后，用洪江市这个旧名称，但是市治却在黔城，而将洪江改名雄溪镇（有雄溪汇入）。将黔城改名巫州，可能是因为巫州管辖地区大多是原巫郡区域，比如光是龙标县就包括现在湖南省的洪江（黔阳）、中方、怀化、芷江、新晃、通道、靖县、会同、绥宁、城步、贵州省的天柱、锦屏、黎平等地，地域相当于楚国半个郡了。龙标县能管如此大的地盘就是因为水上交通便利，而黔城是水上枢纽。唐朝著名诗人王昌龄曾被贬为龙标尉。一代名宦高力士也被流放巫州（黔城）。 彭水，商至春秋属巴国，战国被楚国占领，属楚黔中郡。但是彭水离巴国的王陵涪陵不到80公里，离秦巴郡郡治江州（重庆）只有160公里，属于秦巴郡和楚黔中郡之间的边界，是不可能作为黔中郡的郡治的。唐朝设十五个道的时候，重庆属于山南道，而山南道的治所在北边的梁州（汉中市东）不在渝州（重庆），离黔州（彭水）很远。并且彭水地处武陵山区，耕地很少，缺乏作为战时政治中心的经济条件；彭水水运和陆地交通都不方便，缺乏作为战时政治中心的军事条件。因此彭水不可能是楚国和秦国黔中郡的郡治。阳国胜先生从地名考证，也说明今天的彭水、黔江、酉阳与秦黔中郡郡治无缘[33]。 唐末、宋初，沅江上游地区为五溪蛮杨再思家族所占领，黔城成为五溪蛮都。宋元丰三年龙标县改名黔阳县。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该区域再次起到了“镡”的作用，黔城东侧雪峰山抗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占领黔城西北芷江机场进而占领重庆的计划，成为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转折点。 由于黔城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1949年前的两千多年间黔城一直是政治中心（国都、州治、郡治、县治）。1997年之后重新成为市治所在地。黔城与怀化只相距40公里，预计不久的将来怀化市又将与黔城融为一城，并且可能是新的省会城市。就是说，就是说，黔城作为政治中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决定的。 五、常德不可能是黔中郡郡治 除了沅陵外，常德也宣称是黔中郡郡治[34]，其理由是古籍记载常德有“张若城”、“司马错城”。公元前277年白起占领了楚黔中郡，副将张若在今常德筑城以抗楚，史称张若城。 但是这些“古籍”最早的也只是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山南道·朗州》：“张若城，在（朗）州东四十步。初，秦昭王使白起伐楚，遣张若筑此城以拒楚，并统五溪。”其后都沿袭此说，如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湖广·常德府》载：“城西又有司马错城，与张若城相距二里，秦使错与张若伐楚黔中，相对各筑一垒，以扼五溪咽喉。” 唐朝诗人刘禹锡曾被贬朗州（今常德市）司马，在朗州生活10年，不可能不沿着沅江去过附近的黔城。《全唐诗》收录有他的《登司马错古城》： 将军将秦师，西南奠遐服。故垒清江上，苍烟晦乔木。 登临直萧辰，周览壮前躅。堑平陈叶满，墉高秋蔓绿。 废井抽寒菜，毁台生鲁谷。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遗镞。 楚塞郁重叠，蛮溪纷诘曲。留此数仞基，几人伤远目。 该诗说司马错城故垒在“清江上”，而黔城是在清水江（也叫清溪）上，至今都还“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遗镞”（而常德却没有）。“西南奠遐服”也说明司马错是从西南的蜀郡东进攻楚的，司马错城不可能是常德。因为秦国的都城在咸阳，常德在咸阳的东南，如果巫郡在巫山，司马错城是常德，那么司马错从陇西到常德，是往东南方向走，不是“西南奠遐服”。而只有从陇西到蜀郡西南部，再沿清水江或潕水东进攻楚，才算是“西南奠遐服”。军事要塞都是有山为屏障，黔城群山“重叠”，是著名的“楚塞”；而常德却在洞庭湖平原，哪里称得上“楚塞”？黔城是“五溪蛮”政治中心，而常德却不在五溪蛮地区。并且常德乃楚国腹地，是楚的粮仓，为蔡国移民居住之地，不可能是楚黔中郡郡治所在地。 由于刘禹锡是在常德为官，后人以为“司马错古城”在常德了。 《元和郡县志》和《读史方舆纪要》说修建张若城和司马错城的目的是：“并统五溪”、“以扼五溪咽喉”。但当时秦军是从西东征，需要的是“扼全楚咽喉”而不是“扼五溪咽喉”。倒是东汉之后五溪蛮叛乱，朝廷有必要加强常德的防御“以扼五溪咽喉”、“并统五溪”了。《元和郡县志》和《读史方舆纪要》显然是将后面的思维套用到战国时期了。 《元和郡县志》应是将黔阳县的郎溪（托口）误当成了常德朗州，从而将黔城误当成常德了。 朗州的来历说是与朗水有关。清代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湖广·常德府》载：“朗水，府南八十里。自辰州府流入，东北流注于沅水，谓之朗口。”但是常德并无注入沅水的朗水。清嘉庆《常德府志》卷五《山川考》也对这个观点表示质疑：“县南八十里无朗水之名……隋初郡改朗州，旧谓因朗水而名，未有确据。” 而黔阳县托口镇有郎水。郎水发源于贵州黎平县，从会同县沿东北方向在托口镇朗溪村注入清水江。托口在唐贞观八年（634）由龙标县分置朗溪县，属巫州，治托口。唐大历五年（770），改巫州为叙州，辖龙标、朗溪、潭阳三县，叙州治仍设龙标，朗溪县仍设托口。 笔者认为《元和郡县志》的“张若城，在（朗）州东四十步”的“四十步”应该是“四十里”，因为四十步相对于“筑城”太短，不足以记载。而黔城恰恰是在郎溪县以东四十里，沿线发现大量战国战场遗迹，张若在黔城“筑城”抗楚实在有必要。 托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现在在修大型水库。文物部门应该抓紧时间抢救性考古挖掘托口的文物资源，说不定有惊天大发现。 另外，柳宗元的《黔之驴》的“黔”很可能指的是黔城区域。现在贵州和重庆都在争这只“驴”，其实柳宗元没有去过重庆和贵州，他是被贬到湖南邵阳、永州和广西柳州，而古代以黔城为政治中心的区域是与邵阳、永州、广西桂林接壤的。 六、秦黔中郡的郡域 西汉的郡的数量超过秦朝，而唐朝的道的数量不到秦代郡数的一半，因此秦黔中郡的面积比西汉的武陵郡要大，比唐朝黔中道要小。秦黔中郡是被拆开放入西汉武陵郡和牂牁郡。 捍关以西的长江属于秦国巴郡，其南岸的一片地方也应是属于巴郡，攻打黔中郡需要经过捍关，说明黔中郡西北界离捍关不远，应该在利川附近。黔中郡东北界应在沅陵以南的辰溪、溆浦一带。里耶秦简显示酉水中下游是属于洞庭郡，那么上游地区还是应该属于黔中郡，否则黔中郡北部就太狭窄了。 秦国需要从捍关或蜀进攻黔中郡，说明黔中郡并不靠近长江，否则秦军可以直接从忠县附近的长江段攻打黔中郡。《华阳国志·巴志》说:“江州以东, 滨江山险, 其人半楚, 姿态敦重。”说明重庆东部中楚国人已经占半了。最近十多年在重庆东部发掘出土的具有楚文化特点的墓葬、器物等,证明战国中期以后重庆东部是由楚国控制的。目前所见最西的楚墓群在忠县县城附近(崖脚遗址)[35], 而在忠县以西的长江峡谷地区暂时没有发掘出土具有楚文化特点的墓葬和器物。合理的解释是楚国黔中郡西部已经到了忠县东部。那么黔中郡西北部边界应该在忠县以东、彭水以西。 秦黔中郡的南界应该是现在的湖南的城步、通道，广西的龙胜、三江，贵州的从江、榕江。 黔中郡的东界应该是在包括从溆浦东侧到城步之间的全部雪峰山主体，也就是溆浦、绥宁、城步的全部以及隆回、洞口、武冈的一部分。 秦军可以通过蜀郡通过水路进攻黔中郡，说明蜀郡包括了清水江和潕水河的上游（瓮安、都匀），那么黔中郡的西南界应该在贵州瓮安、都匀以东。 --------- [1] 《怀化市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情况》. 五溪文化网. 2007-12-19. http://www.xinqingnian.com/0745/wxwh/readnewsx_child.asp?id=516 [2]刘圣清、刘纯意. 楚“黔中郡”郡治基本认定在沅陵.人民网 2002年6月25日. 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223/2119/2767/20020625/7612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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