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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云南边疆问题论述

http://www.newdu.com 2017-11-0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 林超民 参加讨论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云南设置益州郡,管辖二十四县,全部在今云南境内,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分益州西部设永昌郡,管辖八县,主要在澜沧江以西广大地区,包有今天的保山地区、德宏州、临沧地区、以及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在南中地区设置建宁、、兴古、朱提、越雟、云南、永昌七郡,由降都督统领,其地包有今四川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全部、越南北部、缅甸北部。晋于泰始六年(公元270年)设宁州统领南中七郡,为全国十九州之一。唐代南诏在南中七郡的基础上设置十赕、七节度、二都督,其疆界“东距,东南属交趾,西摩伽托,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新唐书》卷222,《南诏传》。]其他包有今天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缅甸北部、老挝及越南北部。宋代大理国的疆域“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庚寅,引杨佐《云南买马记》。]其疆界不减于南诏时期。元代于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平定云南,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建立云南行省,“东至晋安之横山,西至缅甸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云南行省纵横四千里,其东包有罗甸普定路及亦奚不薛宣慰司,其南包有宁远州黑河以南地,其西包有蒙光路、云远路以抵天竺,这是大理国势力所及,到元代设置较为稳定的政权;其西南则有所扩展,以蒲甘地设置邦牙宣慰司,并与登笼(得楞)国联系以至海上;又收八百设宣慰司,并服老告(老挝)设总管府,这也是大理国势力所及,至元代建立较为稳定的政权。所以元代云南的疆域不仅在大理国的基础上有所扩大,而且更为巩固。明初平定西南,收复元代云南行省各地,逐步建立了地方政权机构。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来,也由于明王朝的腐朽衰落,明中叶以后,云南边疆出现危机,并逐步退缩。至清代边疆问题更加严重。回顾这段历史上的边疆问题是有益处的。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与滇西南边境的退缩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将帅兵征云南,经两年攻战招抚,平定云南各地,设立了统治机构。云南的西南部边境,在元代的基础上,设立宣慰司、宣抚司、御夷府等统治机构,到永乐时期,建置十宣慰司及二御夷府,后来又分设宣抚司。明王朝通过边境诸土司,建立了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兹将滇西南边境诸土司的建置与地理位置分别概述于下:
    麓川宣慰司:元代中统年间内附,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设置麓川路,隶属于金齿等处宣抚司。[《元史》卷61,《地理志·云南行省》。]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设置麓川平缅宣慰司。[《元史》卷46,《地理志·云南》。]正统三年(公元1433年)当地土酋思任发反叛,明延派大军“三征麓川”,平定之后,罢革麓川平缅宣慰司。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以其地设置陇川宣抚司。[(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6。]与此时设置的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合称“三宣。”[《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干崖在今盈江县,南甸为梁河县,陇川包有今瑞丽、陇川两县。
    木邦宣慰司:元代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立木邦民军总管府。[(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6。]明初内附,改为木邦府,后改为木邦宣慰司。[《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其地在麓川西南,潞江(今萨尔温江)以西,大金水江(今伊洛瓦底江)以东。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分设孟密安抚司,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升为孟密宣抚司,[《明史》卷315,《云南土司三》。]其驻地在今缅甸掸邦的抹谷,统有掸邦西北地区,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又从孟密领地内分设蛮莫宣抚司,[《明史》卷315,《云南土司三》。]其驻地在今缅甸八莫,统辖今缅甸克钦邦东南地区。
    孟养宣抚司:元代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设置云远路军民总管府,为元代金齿等处宣抚司“迤西”的一部分。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为云远府,十七年(公元1384年)改设孟养军民宣慰司。[(万历)《云南通志》卷2,《地理》]统辖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上游以西,钦敦江流域地区。
    缅甸宣慰司:至元元中于蒲甘缅王城设置邦牙等处宣慰使司,明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设置缅甸军民宣慰使司。[(万历)《云南通志》卷2,《地理》]统领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北至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蒲甘地区。
    大古刺宣慰司: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大古刺等处的土酋泼的那浪派人到明廷,“乞设官统理”,明朝“以大古刺、底马撒二处地广,各设宣慰司”。[《明史》卷36,《地理志·云南》。]统领孟养西南,伊洛瓦底江入海三角洲的白古地区。
    底兀刺宣慰司:原为大古刺所据,经明廷干预,大古刺退还,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设置宣慰司。[《明成祖实录》,永乐二十二年。]其辖区在缅甸宣慰司之南,伊洛瓦底江以东的洞吾,即今缅甸锡唐河流域。
    底撒马宣慰司:与大古刺宣慰司同为永乐四年设置。[《明史》卷36,《地理志·云南》。]
    八百大甸宣慰司:元代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设置八百等处宣慰司。[《元史》卷35,《文宗纪》至顺二年。]明朝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31年),“其酋来贡,乃立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万历)《云南通志》卷4,《地理》。]其地在今泰国北部,景迈地区。
    老挝宣慰司: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其酋备方物入贡,始置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万历)《云南通志》卷4,《地理》。]其地在澜沧江(湄公河)河曲之南掌(郎长)地区,今老挝。
    车里宣慰司:元代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平定车里,即其地设置车里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立车里军民府,十九年(公元1386年)改为车里军民宣慰司。[(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6。]其地在今西双版纳,包有思茅地区。
    孟艮御夷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设置孟艮御夷府。[(万历)《云南通志》卷4,《地理》。]其地“东为车里界,南为八百界,西为木邦界,北为孟琏接”。[《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相当于今缅甸景栋地区。
    孟定御夷府:元代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设立孟定路军民总管府,隶属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司。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置孟定府。[(万历)《云南通志》卷4,《地理》。]其地在南定河流域,领耿马宣抚司,后分其南部地区,设置孟连长官司。
    以上十宣慰司,二御夷府,为明代永乐时设置的政区,是当时云南的西部边境。到明代中期边境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以武力强占白古属地马达班,在此建立侵略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基地。这些葡萄牙侵略者被称为“佛郎机”(亦作“伏狼机”)。他们占据马达班后,不断向云南诸土司地区进行经济侵略。孟密地区盛产宝石,有宝井,“其境与西洋番舶相通。”自葡萄牙人侵占马达班之后,到孟密争购宝石,孟养多将宝石卖给“西洋番舶”,“以营利重。”[《明世宗实录》。]致使对内地的供输受到严重影响。西洋布之类的“洋货”经过孟密、孟养诸土司之地进入云南,给云南经济以极大冲击,万历年间即有人指出:“古刺锦、西洋布、孩儿茶之属,皆流商自孟密、迤西(孟养)数千里而至者,非滇产也,而为滇病最甚。”[《滇略》卷3,《产略》。]
    葡萄牙人为扩张势力,利用诸土司之间的各种矛盾挑起事端,从中渔利。起初,葡萄牙人支持白古(即大古刺)与洞吾争斗。洞吾又译作洞吴、东吁、东牛、东湖、东瓜、东古、同古等。明初的底兀刺或底兀,也就是洞吾的异译。明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三月设置底兀刺宣慰使司。底兀刺与明朝廷的联系一直保持到宣德年间,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六月,明廷“赐底兀刺头目吞秃鲁等钞、丝、币、表里袭衣、纱罗绢布有差。”[《明宣宗实录》,宣德五年。]到正统年间,由于麓川兵事起着接是缅甸与木邦、孟养、陇川诸土司间争战不休,底兀刺与明王朝的联系就被阻隔。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台平虚威替为洞吾之王,势力逐渐强盛。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多次进攻白古(大古刺)。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50年)台白古王死,洞吾(底兀刺)便尽占其地。葡萄牙人转而支持洞吾。洞吾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6年)攻阿拉干,第二年攻底马撒的土瓦,并进攻暹罗,四处扩张,历年战争都得到葡萄牙人支持并有其士兵参战。[哈威:《缅甸史》。]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平虚威替死,第二年,莽瑞体(巴英南)继立为王,自称“莽达喇”,其意为“公道主”。[吴宗尧:《莽达刺事情节略》,载乾隆《腾越州志》卷12《艺文》。]先后攻占大古刺(白古)、底兀刺、底马撒三宣慰司之地,据有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进兵缅甸宣慰司首府阿瓦(今缅甸曼德勒),嘉靖三十五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6年—1559年)攻扰阿瓦以北掸族地区。因为莽瑞体的父亲莽纪岁为孟密土官思真与孟养士夷思伦所杀,怀挟旧仇,时图报复,“乘孟密内争,乃助乱而控制之,假道攻掠孟养,迤西诸夷以复前仇。”[《明世宗实录》。]甚至打算诱引陇川、干崖、南甸三土官与之呼应作乱,只是由于内地有备,而未能得逞。从嘉靖末年至万历年间,莽瑞体“东破郎长(老挝),西灭密西里,计取孟密、缅甸,掩袭孟养、迤西,攻打景迈,整古,协服土宇、土哑(暹罗)。”[吴宗尧:《莽达刺事情节略》,载乾隆《腾越州志》卷12《艺文》。]进而“号召三宣(陇川、干崖、南甸)。”[(天启)《滇志》卷1,《地理志》。]莽瑞体死后,莽应里继袭,一步步向四周扩张,侵扰西南边境诸土司,成为明代西南的最大边患。莽达喇“地广兵强,善于使伏狼机火器。”[《明史》卷315,《云南土司三》。]由于葡萄牙殖民主义提供军火,参与战争,西南边境诸土司备受欺凌袭扰。
    万历初年,莽瑞体诏诱陇川宣抚多士宁,多士宁没有听从,但是他的记室岳凤“阴夺其权,与三宜六慰各土舍歃血盟诱多士宁往摆古(白古)归附,缅酋阴使其子鸩士宁夺印投缅受缅伪命,代士宁为宣抚。及瑞体死,子应里嗣。凤父子臣服之,诱败官军。初岳凤之附于缅也,为瑞体招诸部拒中国,伤官军逆势浸成,缅深倚之。”[《明史》卷315,《云南土司三》。]莽应里继立之后,“岳凤又说应里起兵,象数十万,分道内侵。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焚掠施甸、寇顺宁。凤子曩乌领众六万突至孟淋寨,又克盏达,且窥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源诸郡”。[《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一年。]莽应里的反叛已严重危及云南西南边境的安全。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2年)明朝云南巡抚刘世曾擢拔刘铤为腾越游击,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提兵五千赴剿,并征调诸土司兵丁应援。于姚关大破莽应里,缅兵败遁。刘铤与邓子龙乘胜追击,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今缅甸曼德勒)。缅将孟勺(莽瑞体之弟)降。陇川、蛮莫、孟养的入侵缅兵纷纷遁逃。刘铤回师陇川擒岳凤父子,献捷于朝。[《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一年。]一年多的边境骚乱至此平定。原来的缅酋莽应里协从的西南诸土司悉来归附。蛮莫头目思顺,初与岳凤相表里,投附莽应里。当刘铤率兵驰入陇川,岳凤诣军门降,思顺缚缅人及象马来献。刘铤以副总兵署临元参将,“移镇蛮莫”,“勒兵金沙江(伊洛瓦底江),筑台于王骥故址,威名甚盛。”[《明史》卷247,《刘铤传》。]“建大将行署于蛮莫。”[《明史》卷315,《云南土司三》。]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威远营,其地在今缅甸八莫。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二月二十一日,刘铤招集孟养、木邦、孟密、陇川诸土司,“歃血威远营。”[刘铤:《平麓川露布》,载《云南史料丛刊》36辑。]筑擅盟誓:“六慰拓开,三宣恢复,诸夷恪心,永远贡赋,洗甲金沙,藏刀思窟,不纵不擒,南人自服。”[尹明德:《云南北界勘察记》。]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增设蛮莫安抚司,以蛮莫土官思顺任安抚使。刘铤记这次战役的胜利说:“万历癸末年(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横槊誓师,分哨并进,披历险隘,直抵贼巢,元恶既已倒戈就擒,协从悉皆府首受缚。……虎穴笑谈,平功不战,狼烟呼吸,定绩底咸宁,据金沙(伊洛瓦底江),城蛮哈(八莫);言有大而非挎;通宝井,跨南滇,信无行而不利。土地地充拓者,远近不下数千里,掳掠夺回者,旄倪概计亿万人。……兵甫及二月,犁扫为之一空。”[刘铤:《平麓川露布》,载《云南史料丛刊》36辑。]
    刘铤、邓子龙征缅,大败莽应里,“纠合诸夷,歃血威远营,”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莽应里势力并未彻底剿灭。刘铤清醒地认识到“疆宇虽已廓清,莽酋酋然肆大,若不亟加剿灭,终为祸根蔓延”。应乘胜进讨,“俟荡平之后,另图改土设流,平定之余,更宜筑关建堡,设大将旗鼓,以控制要冲,立诸司衙门而相为犄角。随行屯田之策以足食,而财可使富,保障坚于来形;又练土著之丁以足兵,而力可使强,边境几无患。……滇南之安,永保万世无虞矣。[刘铤:《平麓川露布》,载《云南史料丛刊》36辑。]但是,刘铤的筹谋笄却不为当局所重视,不仅没有给予支持,反而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将刘铤调离。刘铤镇蛮莫约二年,抚绥边境诸土司,尚来不及剿灭洞吾莽应里,彻底平息叛乱,便抱憾离去,许磁《赠云抚凤坪公西征缅甸序》说:“……一战而取罕虔,再战而获岳凤,三战而诛莽应里,四战而缅甸之老莺尽退兵矣。”对刘铤征缅满怀期望,不料刘铤尚未三战、四战便解职而去,莽应里未诛、西南边境祸根未除,战乱未息,不久莽应里又卷土重来,骚扰三宣六慰之地。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二月,莽应里率猛别、阿瓦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十二月,莽应里分道入寇,云南巡抚陈用宾“亲至永昌,遣将合剿,多所斩获”。[同上,万历二十一年。]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954年)莽应里又一次“分道内犯”,陈用宾分别迎击,虽打退了莽应里的侵犯,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见捷:《缅事交涉始末》,载(天启)《滇志》卷30。]为有效地防止缅人的侵扰袭击,维护边境诸土司,安定形势,陈用宾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设八关于腾冲,立蛮哈、陇把守备,拨兵戌守。募人至暹罗,约夹攻缅,筑堡于猛卯,名曰平麓城。开二十四屯田,上《请罢开采宝井疏》,又为《还定七慰后说》。”[腾越州志]卷8,《陈用宾传》。为了对付缅人连年入侵,边境诸郡已耗费不支,输米粮到边地,一石米“运价至十金。”[见包捷:《缅事交涉始末》,载(天启)《滇志》卷30。]因此,陈用宾锐意兴屯,企图通过屯田,加强边境守备,解决粮食问题,使“永腾免籴运之苦,各兵称宿饱之便。”屯田由国家以“汰兵之羡饷”作为基金“秋成照值入,计纳公田一斗,二年小成,免其什一之赋,三年大成,始什一而赋之。”[包见捷:《缅事交涉始末》,载(天启)《滇志》卷30。]但是,由于边地气候条件恶劣,烟瘴为虐,“屯者不能耕”,[包见捷:《缅事交涉始末》,载(天启)《滇志》卷30。]结果屯田收效甚微,边地兵丁士卒“糜公币如故。”[包见捷:《缅事交涉始末》,载(天启)《滇志》卷30。]“屯田者虚有其名而无实益,其中家温饱稍瞻,牛种力耕,耨办公籴者未尝无人;其积猾无耻者,荒田亩,缺牛种,止借支公籴银两并家马口量,与莺兵干折,以完十分之一,而拖欠益多,至于有警,而籴运尚苦小民,又何裨于国战!创始者固盖,今反生弊耗财矣。至于夷路杂出,非可以八关之设而禁止入内,一关设兵,把隘不过二三十名,岂能御蜂猬而闭以谢之。况有兵之名而无实哉。”[吴宗尧:《腾越关隘论》,载《云南史料丛刊》38辑。]由于明王朝的衰朽,陈用宾屯田、筑关、建城等有效措施,并没有认真实行起到应用有的作。
    陈用宾所筑八关,在腾越西南边境,但并非是当时的边界。陈用宾曾作《滇南修攘备考图说》,此书已佚。今存云南左布政使杨芳为此书作的“序”,指出当时云南的疆域是:“南抚交趾,北距蜀、西天竺,东黔阳。”当时云南西与天竺(印度)接界,则西南诸土司在云南地界之内。陈用宾又作《还定六慰说》,知“六慰”地仍在云南境内。因此,八关并不是当时滇、缅间的分界。正如清人姚文栋所说:“八关所以控制山外之路,并无以关为界之明文也。”[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载《云南史料丛刊》18辑。]自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以后,缅甸莽瑞体、莽应里父子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使用“伏狼机火器”四处扩张骚乱,使西南边境诸土司地长期处于纷争动荡之中,缅甸成为西南最大边患,为边防的当务之急。有识之士,相继条陈厉害,上书对策,但明王朝国势衰落,东北烽烟四起,频频告急,已无力过问西南边事。至崇祯年间,不到半个世纪,永腾边防,仅守八关。徐霞客到腾冲时,六慰之地“业非羁縻所可制驭”,只有南甸、干崖、陇川“三宣”尚“听约束”。[《徐霞客游记》卷10下,《近腾诸彝说略》。]云南西南边境已大大向后退缩。
    云南与安南边界的争议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西南夷设置郡,其南部有句町(今广南、富宁)、都梦(今西畴、麻栗坡)、潭封(今邱北)、西随(今屏边、金平)、进桑(今河口、马关、文山)等县,在今云南的南部边境,与西汉交趾郡接壤。三国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在这里设置兴古郜郡,唐南诏时期为通海都督辖境,宋大理时期分设秀山郡与最宁镇,元代设临安路,领县二,千户所一,州三,在最宁镇设哈迷部军民万户府,领王弄山矣尼迦、沙资、教合、纳楼、铁锁甸,七十城门、大甸等部。明代合临安路、哈迷万户为临安府,领州六、县四、长官司九,与安南交界的有宁远州及纳楼、教化、安南、王弄山四长官司,又有直隶都司的八寨长官司,还有黔国公私属的沐氏庄田。这一地在明代长期与安南发生争议和纠纷,北分别加以论述。
    一、宁远州与安南的纠葛。元代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五月设置宁远州直属云南行省,[《元史》卷28,《英宗本纪》。]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由云南临安府统辖。[《明史》卷46,《地理志·云南》。]宁远州东接安南,西邻老挝,北连建水洲,其南界未见明文记载,其境界相当于今越南莱州、伦州、琼崖等处。
    宁远州地与安南接壤,不断受到安南侵扰,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二月,“云南宁远州土官刀吉罕奏诉安南攻夺其辖境猛慢等七寨。”[明成祖实录]。六月,明朝廷出面干涉,“命安南归还猛慢等七寨。”[明成祖实录]。第二年10月,明朝发兵征讨安南,二十条罪状之一是侵占宁远州猛慢等七寨。[明成祖实录]。当时安南发生内乱,公元1399年,黎季嫠杀越南国王陈日焜,另立陈日焜之子陈永为国王,“大杀陈氏宗室而夺其位。”[《越南世系沿革》。]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陈氏旧臣斐伯耆到明廷,“奏季嫠父子弑主篡位,乞复立陈氏子孙。未几,老挝宣慰司亦送(陈)日恒孙天明子陈天平至京师。”明成祖“怜而纳之,赐居第,月给廪牺。”[《越南世系沿革》。]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廷“遣使赍敕”明令黎季嫠必须迎接陈天平返回安南,并“以君事之。”黎季嫠佯称“请如命”。暗中却筹划杀死陈天平。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明廷派兵护送陈天平回安南,黎季嫠之子“伏兵于略,劫杀天平。”[《越南世系沿革》。]明朝便派兵征讨安南。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三月甲子,南策人莫邃等同北江等府州县耆老一千一百二十人诣军门言:“陈氏子孙为黎氏杀尽,无可承继,愿复古郡县”。这一年的6月,明王朝“诏于安南开设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军卫衙门,立官分理。共设十五府、三十三州、四直隶州、一百七十二县,旋又增置一府,四州、十一县,壤地东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越南世系沿革》。]由于明王朝镇守交趾“三司”的官吏,“贪黩诛求”苛暴无能,激起当地民众反抗,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春,清化府俄东县土官巡检黎利起兵反抗明统治,自称“平定大王。”[《越南世系沿革》。]明军屡战屡败,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十二月,明朝交趾总兵官成山候王通等与黎利盟誓,“不俟朝命,逐班师出交趾”,“凡交趾三司文武官员旗军吏典承差人等及家属,还者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人,然亦有为黎利闭留不遣者。”[《明宣宗实录》。]这一年的9月,黎利命令宁远州土酋刀吉罕,“以兵从”。刀吉罕“初附于明,久不归顺”,此时,“乃以兵象来,王令仍管州务。”[《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刀吉罕又归附明朝。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黎利率兵亲征宁远,如吉罕求救于明朝,“乞援不应”。刀吉罕被迫降于安南。[《越史通鉴纲目正编》。]黎利以其地为复礼州,以刀吉罕为司马,“知本州军民事如故。”如吉罕死,由其子孟旺承袭。”[《越史通鉴纲目正编》。]自此以后,宁远州头目,经常率黑脚白彝,“越境侵扰车里村寨”。[《明宪宗实录》。]云南巡抚都御史吴诚,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诚多次上书,请求在建水州边境设防“宜凿断其要害之处,以绝往来。”[《明宪宗实录》。]“绝其地脉,后杜后患。”[《明宪宗实录》。]但未见具体实施,而建水州边境事态日趋复杂。
    安南黎朝于光顺(黎灏年号)七年(明城化二年,公元1466年)“分天下为十一道”,光顺十年(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定天下版图”为十二承宣。[《明宪宗实录》。]其中兴化承宣领三府(归化、嘉兴、安西),安西府领莱州、伦州、琼崖、昭晋、合肥、谦州、绥阜、黄岩、醴泉、嵩陵十州。这十州中的莱州、伦州、琼崖在黑河(李仙江下游)以南,就是以明宁远州地分置。其余七州“设于云南省。”[《明宪宗实录》。]就是侵犯云南临安府边境,扩张势力,但其企图并未实现,这七州虚有名号而已。
    安南黎灏“雄杰自负,国富兵强,素欲窥云南,要求假道入京,索夫六百余,且发兵继其后,云南大扰。”[《明史》卷321,《安南传》。]云南边境守臣“檄谕拒之”,朝廷多次下诏明令云南严防安南侵扰。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闰十月,“安南国遣夷八百余人,越云南蒙自县境,结营筑室,称欲扼险以捕盗,责令撤还。”[《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十二月,云南总兵官沐琮等上书禀奏:“临安府并建水州,所辖有大小五邦之地,与安南国接近。其绥阜州移文,别称其地为轴上、轴下、林狗旺等名,乃其所属,世纳其税,累相争讼。臣等已移咨本国,令加戒饬,且责其词有鄙悸。比本国咨臣等言,已戒有司,不得越境生衅。今按大小五邦,形势险阻,正控制蛮夷之要地,初未闻有轴上、轴下等名,已下所司整饬边备。”[《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安南人刀祝,“潜居临安五邦之地,侵牟我边人”,被守臣“驱之出境。”[《明宪宗实录》]由于安南多次侵袭骚扰云南边境,明王朝“勋诰责安南国王黎灏,急扰我云南建水州民夷之罪。”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黎灏“遣使上章自辩,言云南则本土人旧居之所,非敢越境生事。”[《明宪宗实录》]这一时期,安南不断侵扰云南建水州边境,寻衅生事,纠纷频,争议不休。
    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莫登庸篡夺黎氏政权。明朝协助黎氏讨伐莫登庸,云南巡抚汪文盛驻莲花滩。莫登庸“阴遣其伪知州阮景、裴行俭等,行觇至纳更、山蛮蚤、五邦等寨”,被已归附明王朝的土舍刀鲜、寨长李元孟所擒,并获绥阜州印一颗,伪大诰一册。[《明世宗实录》]这一年的10月安南广陵州土官刀雷“招谕夷酋刀祯等来降,即授以冠带。”[《明世宗实录》]汪文盛已收复原属建水州边境被安南占去的广陵、绥阜等地。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四月,莫登庸降明,表示:“惟愿以广陵等七州、红衣等寨,及某处附近之地,割与管辖,经属云南。”[《殊域周咨录》卷6,《安南传》。]安南的兴化承宣所领安西府十州有七州在云南境内。黎氏王朝企图侵占这片地区,多次蚤扰临安府边境。至此这一地区又“经属云南。”另交的莱州、伦州、琼崖为宁远州故地,尚未索还,直到清朝初年,宁远州故地才归还云南。
    二、教化三部与安南的纷争。所谓“教化三部”就是元代的“教合三部”(牙部、车部、空亭部)。“唐时蛮名强现,汉讹为教化部。”[(万历)《云南通志》卷4,《地理》。]元代教合三部隶属临安等处宣慰司。明洪武中改置教化三部长官司,隶属临安府,教化一部的土官,宗枝繁衍,分而为三:一在阿雄,一在枯木,一在教化山。教化长官司土官至龙敬,其次子龙德胜管教化,长子龙胜安管阿雅,三子龙胜全管枯木,皆为副长官司,其地界全在今文山县境内。[《开化府志》卷2。]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初,教化三部土舍龙胜安、龙德胜支解当地土司白麟一家。白麟逃奔侬应祖。侬应祖为侬智高的后裔。侬、白与土酋李世茂“谋召交南兵取三部自益。”[《明神宗实录》。]与教化三部相邻的安南宣光镇为安南都总制武德成镇守,武德成“颇以兵自雄,与南丹盗张仲林、牛羊寨酋侬金贵合,遂拥兵象号十万。”[《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在侬应祖等云南土舍的勾引下,武德成率兵“攻临安教化、八寨三长官司,尽躏其地。巡抚屡遣谕不退,阿迷、临安诸郡县几摇。”[《明宪宗实录》]云南提学道范允临,参将张名世等调集军队,依靠边地土司兵力合力会击,将武德成打退。”斩其情郡公王文通,缚叛舍李世茂,降其司贼者白麟,所俘斩百四十五。”武德成、张仲林、侬金贵、侬应祖等潜逃安南。[《明神宗实录》。]这次战役,虽打退了武德胜等的侵袭,恢复了教化三部等地的安定,但事情并未彻底了结,六十年后又发生争议。
    明代云南教化三部与安南的宣光镇相接,其分界无详细记录,但大体可考。从中国至交趾有三条陆路,一由广东,一由广西,一由云南。云南又有多条道路通交趾,其中一条由蒙自县经莲花滩入交州;又有一条自河阳隘十日至平原州,又五日至福安县,又一日至宣江府。河阳隘在宣江上游,沿船而下至白鹤江。[邓锺:《安南图志》。]河阳隘为云南边关。从河阳到宣光为十六日程。[邓锺:《安南图志》。]从开化府的马白关至安边300里,从安边至宣光830里。[《滇系》卷8,《典故》。]安边至河阳隘。其地在今越南河宣省省会河江。[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河阳隘为教化三部与宣光镇之间的边关,其东为即安南的保乐州,西为水尾州,以此为云南与安南在教化三部一段的边界线。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之战,虽打退了安南武德成的侵扰,但这一段边防并未巩固。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武定土司凤氏叛乱,围攻省城,张名世被从教化三部边防线调往省城。自此云南内地多故,无暇顾及边防,教化三部的边界渐被安南蚕食,到明代末年,已不能守河阳隘,退入内地100余里,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设开化府时,以赌咒河与安南分界,其地在马白关南120里,都龙、南丹、南狼、猛康、南丁等处犹在界内,后来又退入内地80里,只守都龙、南丹。不久,再退入内地40里,守马白关关外2里之小河。清云贵总督高其倬主张收回120里,未有结果即被调职。继任云贵总督鄂尔泰,主张收复40里。直到清末只收回都龙、南丹而割出临安边境的猛梭、猛蚌、猛赖大片领土。
    三、广南府边事。云南广南府地接安南,界外为安南宣光镇,界内为广南府富州。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八月,云南镇守总兵官奏称,“广南府与安南所属宣光等处接境,今被以军民啸聚窃掠为词,辄调夷兵万众,越境攻扰边寨,惊散居民。”明廷勋书安南说:“今得云南镇守总兵官奏,王国所属宣光卫保乐州军民黄章马等,啸聚为奸,所司调兵追捕,越过广东、镇安二府境界,因而攻劫边寨,惊散人民,已差官抚偷回还。联惟奸民草窃,法本难容,而越境为虐,理亦当戒。已令云南、两广镇守总兵等官,督同三司,各守境土,以备不虞。宣光、保乐等卫州急捕前贼,以靖地方,不许辄调夷兵,越境侵扰,惊疑良民。庶彼此生民,各得安居,无有侵患,王其钦承之,毋忽。”[《明宪宗实录》。]万历末年,广南府土同知侬应祖死,其子侬绍周继袭,其弟侬绍汤争立,勾引交趾兵象入郡,焚掠一空,直到天启年间“疮痍未。”[(天启)《滇志》卷1,《地理志》。]明末,广南府受交趾的侵掠袭扰为常有之事,“交趾兵象”动辄“越境侵扰”,成为一大边患。
    在广南府富州,还有“陪嫁三蓬”,“争吵入寨”之事。明末广南府侬土司嫁女儿给安南保乐州土司。把三蓬地方作为嫁妆,送给保乐州土司。不久,广南土司女儿死了,广南土司即向保乐土司提出收回三蓬地方,但保乐州土司不答应。经过较长时间的争议,最后索回了上蓬中的八个寨子。所谓“三蓬地方”。在今富宁南,自龙哈至庙坝一段边界之外,西至南利河(越南称锦江)这一片地区。这是广南土司,背着朝廷,勾结安南保乐州土司,联姻割地,成为明季以来中越长期争议不结的悬案。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九月,中法交涉滇越界务,“初议三蓬归我,法使不从,相持四十余日,始将苗塘子、龙潭、龙膊、田蓬街、沙人寨划入滇界。”三蓬地区的人民对清朝屈辱丧权的外交十分不满。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滇越划界时,“三蓬民糜集,相率归附,意欲抗令。”[黄诚阮:《滇南界务陈牍》,载《云南史料丛刊》第2辑。]清朝官员违背民意,使三蓬地区沦于法国殖民主义者侵略的铁蹄之下。
    余论
    云南的西南边境,在明初与明末有极大改变。以设置政区而言,永乐时最盛,在边境有麓川、木邦、孟养、缅甸、底兀喇(洞吾)、大古喇(白古)、底马撒(地那悉林)、车里、八百(景迈)、老挝(南掌)等十宣慰司;孟良、孟定二御夷府,宁远(莱州)州;一共十三个政区。自宣德、正统以后,边境土司纷争,麓川土司思氏扩张势力,王骥于正统年“三征麓川”,天下骚动。宣德年间,明王朝撤消“交趾三司”从越南退出,宁远州亦陷于安南。缅甸土司称强,底兀喇、大古喇、底马撒为缅甸所阻隔,与明王朝失去政治联系。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支持下,洞吾(底兀喇)称强,底占缅甸,向四处扩张,东侵八百、老挝、孟良,北犯木邦、孟养。为加强对西南诸土司的控制,对付洞吾势,平息长期战争,明王朝在木邦地分设孟密、蛮莫二宣抚司,但争端与战乱仍频仍不断。万历初年,洞吾势力东进,扰及麓川,这一地区已分设陇川、干崖、南甸三宣抚司。明派刘铤、邓子龙出兵,攻破阿瓦,招抚木邦、孟养、孟密、蛮莫四土司,歃血为盟,以图进一步恢复缅甸诸土司,但未能实现。万历末年陈用宾设八关于腾越,筑堡于猛卵,开二十四屯田,想进一步巩固边防,控制西南诸土司,也未见效。到明朝末年,东北事起,已无暇顾及西南一隅,明朝灭亡时,仅有原设麓川、车里二宣慰司,孟定御夷府尚在界内,其余已不能保。而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接踵而来。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英国清东印度公司伸展到下缅甸,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亦跟随而来。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法国殖民主义者也在缅甸建立侵略据点。各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在下缅甸展开激烈争夺。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洞吾王朝灭亡,木疏王朝与白古又争战不休。法国助白古、英国助木疏,争战三年,木疏得胜。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木疏将勃古西南端沿海地区永远割让英国。法国殖民主义者因白古失败而退出缅甸,转而加强侵略越南。木疏王朝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支持和挑唆下,与清帝国对立,派人至车里、孟连、耿马各地勒索礼品,被严正拒绝。又藉口追捕孟孟良头目,进扰车里,引起中缅战争。自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公元1765年—1769年)经四年战争,以老官屯会议,缅甸承认入贡清廷为中国蕃属,通商贸易而宣告结束。英国殖民主义者于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三次进攻缅甸,并于光绪十一年将缅甸全部沦为英国殖民地。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中英交涉滇缅界务,议定中英缅甸条约五条。其中规定:“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会同派员勘定。”但清廷却置之不问,英国则多次派间谍探察边地,甚至深入内地窥伺,待掌握边地情况后,方与清廷交涉。结果正式谈判时“彼从容而我仓促,彼谙练而我生疏,彼措注已周,而我进退失据。”只好议打不平等条约,正如清使臣薛福成所说:“既失藩篱于前,又蹙边境于后。”[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经过再次修改条款,成为今日的边界。这是英帝国主义者侵略缅甸和中国所造成的。
    滇越的边界,明初尚保持西汉以来的传统边界线,但自明宣德时安南黎利、成化时黎灏、嘉靖时莫登庸,万历以后黎氏,先后侵占云南边界,得寸进尺,予取予求,时有争议,悬案多未了结,亦未有定界,直至清季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将其沦为殖民地后,与清政府交涉界务,利用清廷衰朽软弱,法国强权无理,签订不平等界务约,竖立界碑,成为今日边界线,这是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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