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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俄文化关系历史悠久。在1917年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最主要的渠道。由于文化交流主体和交流渠道相对单一，俄国向中国传播俄国文化以及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向俄国传播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对俄国文化的研究和引入。清代中俄间文化交流所呈现出的不平衡态势与两国外交政策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密切相关。 关键词：中俄关系；文化交流；不平衡；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 中俄两国早在蒙元时期就有了最初的交流，而后又在明末清初恢复交往并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在1715年首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之前就有俄国使节络绎来京并留下多种使节报告，但由于当时未能公开发表，流传的少量抄本难以在俄国社会产生影响。早期“京师互市”期间，俄国商人在出售俄国皮货、购买中国棉布、丝绸、瓷器和大黄的过程中，与国人之间相互展示了各自的语言、服装和风俗，然而这种交流没有涉及对方的精神和思想层面。只有在首届俄国传教士团来华之后，中俄之间才建立起一条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并涉及多个文化领域的沟通渠道。该教士团充分利用其驻节北京的有利条件，在俄国外交与宗教部门的直接领导和授意下，在履行其外交使命、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中俄之间扮演了文化交流中介或桥梁的角色。本文拟总结有清一代中俄两国在宗教、汉学、俄罗斯学、教育、图书、医学、美术等领域的双向交流历史，剖析其与双方外交政策及文化传统的关系，以期深化对清代中俄文化交流不平衡性问题的认识。 一 自17世纪中期俄国人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时起，东正教就已随沙俄侵略者的步伐进入了中国领土，而后于17世纪80年代又随雅克萨战俘而传入北京。为镶黄旗俄罗斯佐领提供宗教服务成为俄国派遣传教士团来华的借口。作为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的常设机构，在俄国政府的领导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长达二百余年的时间内始终没有放弃在华传教布道。然而，在清朝禁教令的威慑下，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人在传教方面始终谨慎小心，不敢明目张胆地发展教徒。直到1858年俄国通过签订《中俄天津条约》获得了在华自由传教权利之后，传教士团才开始在中国展开了广泛的宗教活动，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为中国人施洗。依仗《中俄天津条约》，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得以在北京以外地区传教。1902年中国主教区成立使晋升中国籍神职人员成为可能，而庚子赔款则为扩大传教规模提供了比较充足的经费来源。在身为第一任主教和第18届传教士团领班英诺肯提乙处心积虑的经营之下，俄国传教士为中国人施洗的速度明显加快。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之前，俄国东正教势力已经扩张到中国的许多省份：直隶地区除北京和东定安村外，还有天津、永平府、通州、西山与涿州等地，河南省有卫辉府、道口、开封府、杞县与宁陵县，湖北省有汉口、袁家口、峰口与仙桃镇，江西省有牯岭和小池口，江苏省有上海和海门，浙江省有台州、杭州、宁波和石浦。此外，新疆和东北地区的东正教势力发展也与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有关。1917年之前包括雅克萨战俘后裔在内的中国东正教教徒总数达到了6310人。[1](p.165)其次是翻译刊印东正教经籍。俄国传教士团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尝试翻译一些礼拜用书，但目的并非为了传教，而是为了满足已不通俄语的雅克萨战俘后裔的宗教需求。直到《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传教士团才开始大规模翻译东正教书籍，并建立印字房，刊印汉语经书，向教民传授东正教教义。圣经、教堂仪式用书和精神道德说教手册均在翻译刊印之列。在这方面，法剌韦昂领导的第16届传教士团和英诺肯提乙领导的第18届传教士团的成绩最为突出。1916年北京出版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简史》后面所附传教士团印字房刊印的神学书籍目录即是例证。再次是开办教会学校。在义和团运动以前，传教士团只是在华零星开办过学校，比如第8届和第14届。当1902年中国主教区建立以后，伴随着俄国东正教教势力的扩张，教会学校的数量也在增加。一般来说，俄国人只要在中国某地传教，就会设法开办一所学校，作为宣讲东正教教义和培养当地传教士的重要手段。在直隶、河南、湖北、江苏及浙江等地都建有规模不等和存在时间各异的俄国东正教学校。到1915年，俄国传教士团在中国境内共建立学校25所，学生人数约680人。在38名教师中，除4名俄国人外，大都是曾经在俄国传教士团开办的学校里学习过的中国人。到1916年，在校学生人数达到700人。[1](p.148)最后是修建东正教教堂。1665年，以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首的一伙强盗强行占领中国边境城镇雅克萨后，由东正教神父叶尔莫根主持修建了“主复活教堂”，这是俄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最早的东正教教堂。雅克萨战俘到达北京以后将康熙皇帝赐予的一座佛寺改造成“圣尼古拉教堂”，这是北京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1728年清廷根据俄人请求又在北京为传教士团修建了“奉献节教堂”，一直到1861年该教堂始终是传教士团举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正教教堂分布已覆盖中国许多地区，其中北京、天津、汉口、上海、新疆以及哈尔滨等俄国侨民聚居地成为东正教堂最集中的地方。[2][3][4](pp.23-33) 从18世纪到19世纪，仅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中就涌现出众多的汉学家，如罗索欣（第2届学生）、列昂季耶夫（第3届学生）、利波夫措夫（第8届学生）、比丘林（第9届领班）、卡缅斯基（第8届学生和第10届领班）、列昂季耶夫斯基（第10届学生）、西维洛夫（第10届修士司祭）、沃伊采霍夫斯基（第10届医生）、王西里（第12届临时差遣人员）、巴拉第（第12届修士辅祭、第13届和第15届领班）、孔气（第13届学生）和孟第（第14届学生）等，另外还有王西里在圣彼得堡大学的弟子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柏百福等。他们精通汉语，甚至掌握满语、蒙语和藏语等中华语言，以丰厚的著述加深了俄国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具体而言，18世纪俄国在“中国热”的社会氛围之下，共发表中国题材作品120种，出现了中国文化向俄国的第一次大输出。除了来自西欧的中国信息之外，由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培养的第一批俄国汉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列昂季耶夫除了在由俄国启蒙思想家诺维科夫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讽谏俄国时政的译文之外，还翻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典籍，如《大学》、《中庸》、《三字经》、《名贤集》、《实践录》、《大清律例》以及《大清会典》，编写了《中国思想》等介绍中国儒家思想的著作。另外，他还与罗索欣共同完成《八旗通志初集》的翻译，共17卷，是为18世纪俄国汉学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上半期，仅比丘林一人就发表著述60余种（其中著作和译作14部），另遗有几乎同样数量的手稿。比丘林的代表作包括《西藏志》、《西藏青海史》、《蒙古纪事》、《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志》、《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5世纪迄今）》、《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中国，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中华帝国详志》、《中国的民情和风尚》、《北京志》、《三字经》、《汉文启蒙》等。19世纪下半期，王西里成为一位百科型的汉学宗师，不仅是俄国著名的佛学研究者，而且在中国历史、地理、语言和文学等领域均有不凡的建树，所著世界首部中国文学史论著《中国文学史纲》以及《东方宗教：儒、释、道》影响深远。巴拉第所译《蒙古秘史》、《皇元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以及所编《汉俄合璧韵编》均为国际汉学名著。除汉学家以外，俄国还有众多的满学家，如弗拉德金（第7届学生）、罗佐夫（第11届学生）和杂哈劳（第12届学生），蒙古学家如施密特、科瓦列夫斯基（第11届临时差遣人员）和波兹德涅耶夫，藏学家如希弗涅尔和米纳耶夫。到19世纪中期，俄国已经成为继法国之后的欧洲汉学研究大国。[5][6][7]与此同时，俄国汉学家在俄国作品的汉译和满译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列昂季耶夫斯基将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译成了汉语，名曰《罗西亚国史》。第13届传教士团学生晃明将《彼得一世朝》和《尼古拉一世朝》译成满文。此外，晃明还于1854年将俄国诗人格林卡同年发表的《万岁》一诗翻译为汉文和满文。 在中俄文化交流过程中，派遣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语言，认识其历史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手段。1727年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为俄国选送一定数量学生来华学习汉满语提供了依据。其中第5条写道：“再萨瓦所留在京学艺之学生四名，通晓俄罗斯、拉替奴字话之二人，令在此处居住，给予盘费养赡。”[8](p.11)俄国从该条约签订的当年起即派遣留学生作为传教士团成员来华学习，从而使驻北京传教士团成为俄国的中华语言人才境外培养基地。从1715年俄国派出第1届传教士团到1864年，俄国共派遣了14届传教士团，成员中有学生48名。1864年以后俄国留学生的来华渠道渐次增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来华实习的学生人数大增。[9]与此同时，俄国一贯重视在本土依靠本国教师进行汉满蒙语教育。从18世纪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和俄国外务院的满汉语学校，到19世纪的恰克图汉语学校、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的汉满蒙语专业，办学规模越来越大，教学水平越来越高，为俄国外交、外贸、教育与科研等各个部门培养出大批专门人才。上述几所学校中华语言教育的师资大都曾是传教士团成员，或者是他们回国后在俄境内培养的弟子。[10]另外，第1届传教士团中即有两名成员于驻华期间应理藩院邀请充任俄罗斯文馆的俄文教习。早在18世纪40年代俄人教习就与满人富勒赫合作为文馆学生编写出中国最早的俄语教材——《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11]到19世纪中期，共有9名传教士团成员担任文馆教习。同治二年（1863）京师同文馆的俄文馆成立以后，第14届传教士团学生、俄国驻华使馆翻译柏林受聘担任俄文教习。 史载俄国的中国图书收藏始于1730年。郎喀作为俄国政府商务代表先后6次来华，1730年他将在华获得的8种82册中国图书赠送给了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图书馆。[12]18世纪俄国商队来京互市和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存在极大地方便了俄国的中国图书搜集。特别是自1818年起，搜集中国图书更成为历届传教士团在华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沙皇和俄国外交部都曾给传教士团下达指令。[13]为了寻得书籍，许多传教士团成员经常光顾北京书市。蒙古学家科瓦列夫斯基几乎搜尽了市面上的蒙古语刊本，为喀山大学带回汉、藏、蒙、满文书籍189种1433册。[14]王西里为喀山大学搜集了849种14447册珍贵的抄本和刻本图书，喀山大学所有的藏文藏书和大部分的满文藏书都是王西里购置的。1855年，随着喀山大学的汉满蒙语专业被合并至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喀山大学的中国图籍也被转移到首都。俄国最著名的汉籍收藏家当属孔气。曾随清朝使团访俄的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描述了孔气在圣彼得堡的寓所：“其家案积诗书，壁悬画本，皆不惜重资，购自中土。”[15](p.107)孔气生前和身后一共向鲁缅采夫博物馆（今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移交了2200余种古籍。与此同时，俄国传教士团内部还于1795年创办了图书馆，经过百余年的建设，其藏书最多时达到了1万册。俄国传教士团的图书搜集活动不仅使俄国本土的亚洲博物馆（前身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图书馆，今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皇家公共图书馆（今俄罗斯民族图书馆）、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鲁缅采夫博物馆等机构均收藏有数量可观的汉、满、蒙、藏文图书，而且使俄国拥有了传教士团图书馆这个境外最大的东方学图书收藏中心。道光年间由于传教士团的缘故，中俄政府间曾大规模相互赠书。1844年王西里为学习藏语，通过第12届传教士团领班佟正笏向中国方面索要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清政府将北京雍和宫所藏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800多册赠予俄国。为了答谢清政府的馈赠，同时展示俄国文学、艺术和科学成就，密切与清廷的关系，以期在对华外交中获得好处，1845年俄国政府“尽缮俄罗斯所有书籍来献”，共10箱357种800余册。俄国赠书所涉内容广泛，同文馆的俄文教习班铎1885年将之分成18类：文法书类、史传类、律例书类、名臣列传类、杂书类、游历书类、农书类、兵法书类、天文算学书类、史书类、地理书类、医学类、天产万物各学类、工艺诸学类、泉刀谱类、训幼书类、幼学书类、图画类。 1712年康熙在准许俄国传教士团来华时，曾要求俄国派一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随同来京。1716年彼得堡医院外科医生英国人托马斯•加尔文奉彼得大帝之命随郎喀一起抵京。加尔文“成功地治愈了康熙的病，因而受到极大尊重”。在这之后，俄国政府又于1719年决定派遣英国医生贝尔随伊兹马伊洛夫使团前来中国。19世纪上半期，有5名俄国医生作为传教士团成员来华，他们依次是沃伊采霍夫斯基、基里洛夫、塔塔里诺夫、巴济列夫斯基和科尔尼耶夫斯基。这些医生在为传教士团成员服务的同时，也利用其医术作为同清廷上层晋接的手段，为清朝皇亲贵胄诊病去疾，其中包括礼亲王之弟全昌等。当然，俄国传教士团医生通过行医传播的主要是西医的治疗技术，在西医理论的传播方面却少有作为。另外，俄国人很早即对中医产生了兴趣。卡缅斯基译有长达14页的《脉理歌诀》，强调诊脉在中医学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在传教士团诸位医生中，塔塔里诺夫的中医学研究成果最丰厚，也最引人注目。苏联学者曾评价道，塔塔里诺夫的中医学著作以中国史料为基础，“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其他国家，至今都令人望尘莫及”。[16]塔塔里诺夫还是最早关注中国针灸的俄国人之一。他于1845年完成的270页手稿，详细描述了各种疾病的针灸疗法，列举了针灸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直到今天俄罗斯医生在临床中仍然借鉴他的这部针灸著述。[17] 论及中俄美术交流的源头，应该是东正教圣像画传入中国。自俄国势力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并强迫中国边民皈依东正教那一刻起，以圣像画为代表的俄国美术作品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1685年，雅克萨战俘把一幅出自俄国著名的莫扎伊斯克古城的圣尼古拉像在“圣尼古拉教堂”悬挂起来顶礼膜拜。因此可以说，随着东正教的传入，俄国经典的圣像绘画艺术也来到了中国。从第11届传教士团开始，俄国又派出了职业画家。在第11届、第12届、第13届和第14届传教士团中，都有一位职业画家随行，分别是列加舍夫、科尔萨林、奇穆托夫和伊戈列夫。他们在中国居留期间创作的部分作品至今保存在俄国各博物馆和画廊中，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18]4位俄国画家以中国为题材，有的甚至融会了中国的绘画艺术，其创作活动为俄国美术界带进了一股来自中国的清风。他们用自己的画笔，运用欧洲的绘画技法从不同角度描绘了中国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将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文化展现在俄国民众眼前。与此同时，他们为中国各色人等绘制肖像画，将俄国的绘画艺术介绍到中国。此外，一些并非画家，但喜爱艺术的传教士团成员也通过搜集中国绘画颜料和作品，为中俄美术交流做出了贡献，如比丘林和列昂季耶夫斯基。 二 综观清代中俄两个民族的文化互识过程，尽管也存在其他沟通途径，但以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为主；俄国向中国传播俄国文化以及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向俄国传播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对俄国文化的研究和引入，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 在中俄宗教交流方面，主要表现为俄国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但也应看到，在俄国人获得在华自由传教特权之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宗教活动基本上局限于维持雅克萨战俘后裔及其家庭的东正教信仰，对于中国人的劝化基本上是秘密而谨慎地进行，规模很小，而且断断续续。《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后，传教士团开始大规模翻译东正教经书，传播东正教教义，极力发展中国教徒，晋升中国籍神职人员，逐渐扩大东正教的影响。与东正教在华传播相比，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在俄国的影响非常有限。自土尔扈特人在清初由于蒙古部落内讧而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之后，藏传佛教就流传到了俄国。生活在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人也信奉喇嘛教。然而，佛教并未在俄国人中流传开来，其影响始终没有超出蒙古民族的聚居区。而且，这种交流并非是中国有意输出或俄国有意引进。至于中国土生的道教，除了个别传教士团成员西维洛夫、王西里和第13届修士司祭茨维特科夫以及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对道家经典《道德经》等有所研究之外，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几乎没有影响。 在中俄两国的相互研究和认识方面，俄国大大超过了中国。俄国人依靠在北京拥有传教士团这一优势，对中国进行了二百余年不间断的研究，涌现出许多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满学家、蒙古学家和藏学家。就研究对象而言，涉及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历史与地理、语言与文学、社会与法律，甚至中国的农业、天文和经济等诸多领域。而在中国，对俄国最早进行介绍的是图理琛。他于1712年随尹扎纳使团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慰问土尔扈特部，回国后将所经过俄地的风土民情进行了详细记录，著成一部3万多字的《异域录》。该游记在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意义，早在18世纪即被译成法文、德文和俄文。而后有七十一所撰之《西域闻见录》，松筠所著之《绥服纪略》，俞正燮所撰之《癸巳类稿》。这些著作各有长处，对俄罗斯的认识渐进深入，但仍难摆脱传统“夷夏观”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开始关注边疆危机，出现了数位致力于俄国研究的学者。由于他们吸收了来自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识，因而开始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俄国，如姚莹的《康輶纪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林则徐的《俄罗斯国总记》以及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其中，何著将清道光以前中国有关俄罗斯的知识加以汇总，对北徼与俄交界之山川地理和中俄交涉事宜考证精详，堪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力作。另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清代学人翻译了若干部俄国历史著作，如徐景罗翻译的《俄史辑译》、贵荣等翻译的《俄国史略》等。与俄国的中国研究相比，中国对俄罗斯的历史和风物关注的时间不可谓不早。然而在《异域录》问世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尽管中俄之间的外交和贸易联系依然存在，但中国刊行的有关俄国的著作极其有限。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才在外敌入侵的刺激下真正开始了对世界主要国家历史文化的认识。然而，由于他们绝大多数不通俄文，未历俄地，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 在教育交流方面，中国同样逊色于俄国。1727年俄国首批官派留学生来华，入国子监俄罗斯学，揭开了近代欧洲国家留学中国的序幕。传教士团培养的汉学家、满学家和蒙古学家在本国进行的教学活动使俄国的中华语言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终于在19世纪达到与西欧比肩的水平。而传教士团成员在俄罗斯文馆担任俄文教习弥补了中国师资的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代中国的外语教学。与此同时，俄国的第一批满汉语教材、词典以及中国人使用的第一部俄语教科书都出自传教士团成员笔下。至于中国，早在雍正十三年（1736）十二月十七日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多尔济就派遣学童赴俄罗斯学习俄罗斯语文事上奏：“由俄罗斯学校少年内，拣选学习略懂者四名，与今来之俄罗斯使臣同遣，勤习伊等语文三年而回。如此，翻译由俄罗斯国来文，不致遗谬。”[19](p.2492)但多尔济的奏折并未被议行。一直到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1896）清廷才首次派出邵恒浚、桂芳、陈嘉驹和李鸿谟4名学生赴圣彼得堡学习。[20](p.144)从时间上看，中国向俄国派留学生比俄国向中国派留学生晚了近170年。中国境内的俄语教育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俄罗斯文馆成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但文馆后期的发展迟缓而少有建树，办学水平呈下降趋势，以致逐渐无法适应时代要求，终于在同治二年（1863）被京师同文馆的俄文馆所取代。从19世纪下半期起也有11名中国人在圣彼得堡大学教授汉语，其中包括留俄学生邵恒浚和桂芳。华人教师加盟于俄国教师青黄不接之际，为俄国的汉语教学做出了贡献。 历届传教士团千方百计收集中国图书，为俄国政府及社会了解和认识中国提供了文献基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主动搜集或购买过俄文书籍。除了19世纪中期俄国政府的一次性赠书之外，俄文书籍极少输入中国。尽管传教士团图书馆藏有大量俄文图书，但中国人难得一见。就连俄国政府仅有的一次赠书，也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当收到这批书后，因“通体皆俄罗斯字，人不尽识”，朝中甚至有人主张“发还之”，只是考虑到拒绝俄国的答谢之礼，有悖情理，才“奏请收存于理藩院，以俟暇日将翻译焉”。[21](卷39)由于国人重视不够，到1885年班铎再次编目时800余册图书只剩下了682册。同年，御史赵尔巽向总理衙门建议，由同文馆把这批俄国赠书译成中文并镂板印行。但总理衙门“以为旧书不如新书之详备，俄书立论又不如英德法三国，可不必译”。[22](卷3)结果这些珍贵文献始终未被译成汉语而加以利用。 俄国医生通过为中国人诊病，与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庶民百姓都有密切接触，将西方医疗技术展现给中国民众。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中国医学的玄妙，在熟练掌握汉语之后，便开始搜寻并阅读中国医药学典籍，在俄罗斯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医学发展史、医疗技术、医学理论以及医疗机构。而中国人在对待西医问题上，从心存疑虑到少数人到俄罗斯馆求医，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但在通过俄国医生学习西医一事上始终毫无作为，更谈不上主动派人赴俄学习西医或传播中医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画家，像随团医生一样，在中俄文化交流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体现了双向交流的意义。而在中国人学习和借鉴俄国绘画艺术和向俄国人传播中国绘画艺术方面，笔者尚未见到相关材料。 三 由此可见，有清一代，俄国人有意识地输出和介绍本国文化，包括东正教、俄国的历史、语言、图书、医学和美术等，中国则在向俄传播本国文化方面少有作为。同时，俄国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研究历史长，规模大，内容丰富，从18世纪即已开始，涉及中国的语言、历史、地理、律法、哲学、图书、教育、中医等领域。与此相比，中国对俄国文化的介绍则显得逊色许多。当代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指出：“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很早以前就对俄国产生影响，可以说20世纪以前俄中文化交流几乎是单向的，主要是俄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接受。”[23](p.16) 造成这种不平衡态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和平往来的150年间，“俄国对华外交是积极进取型的。它所追求的目标是领土、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俄国人自1715年起就在北京拥有一个固定的基地，并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派遣传教士、学生、医生、画家来华并长期居留，有时甚至还利用传教士团换班之机派外交部官员、军人、商人、植物学家和天文学家随传教士团来京居住数月。所有这些人在来华前都接受了具体的任务，回国后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呈交报告。俄罗斯馆因此成为集使馆、学馆乃至商馆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宗教机构。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曾经颇令西方国家欣羡。需要指出的是，俄国政府从来没有将促进中俄之间文化交流作为传教士团的任务，笔者在文中所论述的文化交流事实大多是传教士团实现其外交功能的手段或结果。与俄国相反，“清政府整个对俄关系是被动的、保守的、封闭的、内向型的”。清政府在处理对俄关系上“比对其他任何邻国都更为小心谨慎，只要不触及到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边疆民族的安定，就尽量采取宽厚忍让的态度，并尽量满足其要求，在具体交往中采取传统的‘厚往而薄来’的方针，借以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以便集中力量向内”。[24]清政府不仅未在俄国设立任何机构，甚至出访俄国的事情也极少见。尹扎纳使团仅仅是假俄道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慰问并联络土尔扈特部。除了雍正年间派出托时和德新两个使团使俄之外，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有中国使团访俄。而这两个使团访俄的根本目的是期望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内政问题。因为雍正继位后，西北地区准噶尔势力依然对清朝的统治和中国的统一构成严重威胁，为使俄国对平定准噶尔叛乱给予谅解并保持中立，清廷才两次破例以祝贺彼得二世和安娜•伊凡诺夫娜沙皇继位为名遣使俄国。然而，如此重大的外交事件竟然在《清实录》等清文献中毫无记载，有学者推断，这大概是因为乾隆皇帝认为雍正朝使俄一事有损国体尊严而有意讳莫如深。[25]清政府的对俄政策由此可见一斑。所以，19世纪中期以前清政府在中俄文化交流中多处于封闭、保守和被动的态势，直到中国国门被西方坚船利舰打开以后，中国才开始在中俄文化交流的某些方面扮演较为积极的角色。 其次，俄国是一个善于从外部世界引进文化的国家。自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从拜占廷引进东正教，到沙皇专制制度的确立、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再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19世纪40年代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战以及19世纪末一些革命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俄国人始终从外部世界寻求精神食粮。俄罗斯文明是一种兼具东西方文明特征的欧亚文明，“以西欧科学文化为形式，而以东方制度、社会心态和风俗习惯为内容的一种交合式文明”。[26]而中国自古便以天朝大国自居，非我族类，均为蛮夷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缺乏内在推动力量。陈复光评价道：“清廷自博闻强记，喜研讨西方文化之康熙帝以后，多固步自封，昧于邻邦局势，而不加以研究，以致人知我而我不知人，影响外交之着着失败，此亦不为无因焉。”[27](p.62)此可谓一语破的。 参考文献： [1]Шубина С.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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