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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尤其是道咸以降直至近代以来，外患纷纭，国土日蹙，边疆地区成为与中华民族兴亡安危休戚相关的焦点。其中，西北边疆地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民族成分的复杂性，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以及地形气候的特殊性，从而倍受学术界的关注，兴起了以探究边陲史地、谋求保国固土为主要内容的西北边疆史地学，并在当时处于“显学”1的特殊地位。但是，关于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发展阶段，目前还鲜有论及。本文拟就其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发轫期、创始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试作粗浅探讨，不足之处，期望方家指正。 一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发轫期是指从顺康至乾隆末这段时间，其突出特点是有关清代西北的官私著述大量涌现，且和实地考察的学风相关联。著述方法上以记述为主，考证较少，却为此后系统研究的兴起准备了翔实的资料，开启了科学的考证方法。 清初地理学比较发达，其中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为代表。顾炎武身遭国变，“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2，广搜资料，研求各地状况，成《天下郡国利病书》，其目的全在致用。但由于当时西北未定，相关资料较少，故有关清山脉，并标明道里，考察沿革。从考论文字篇幅及内容上看，明显略于内地，且顾氏本人终生未履及西域，仅据书本资料。故自己也说：“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说：“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愦愦焉，则见闻与传闻异辞之不可胜数矣”。3这两部书虽然于西北地区有缺略之嫌，但是两书体现的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和所用史地结合的考证方法却为后来的史地研究学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榜样。 梁启超曾认为，嘉庆时洪亮吉的著作，“实为言新疆事之矢”。4其实，清人关于新疆的记载，早在康熙时期就有了。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始，清朝开始大规模进攻准噶尔部，平定西北后分别设官驻守。部分从军西进的军人，官吏和部分因罪戍边的文人学者就开始以游记、笔记、诗歌的形式叙述其所闻见的西北地理和风土人情。如梁质人著的《西陲今略》，据《广阳杂记》卷二载“梁质人留心边事已久，辽人王定山，讳燕赞，为河西靖逆侯张勇中将，与质老相与甚深，质人因之遍历河西地，河西番夷杂沓，靖逆以足病，诸事皆中军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部落险要游牧，暨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若观火矣。著为一书，凡数十卷，曰《西陲今略》。历六年之久，寒暑无间，其书始成”。5这方面的著作还有马思哈《塞北纪程》，记康熙二十九年马思哈随驾亲征准噶尔事；殷化行《西北纪略》，记康熙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从宁夏出征塞北西域的经过；范昭逵《从西纪略》，记其随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允征讨策妄阿拉布坦，沿途所见情况；方观承《从军杂记》，记雍正十一年随征西域事情。还有夏之璜《出塞日记》，详记了乾隆初年从北京到乌里雅苏台的各台站设置情况和道路里数。这些记载虽然篇幅不长，但所记都是作者亲身历见，质实可靠；又由于其距清人大规模研究西北为时不远，从而成为后来西北边疆史地学家的可靠资料来源。 发轫期为西北边疆史地学准备的第二个资料来源是部分官修史志。清政府为了有效地统治西北少数民族，进军伊始，就开始组织人力，编纂舆图，统计人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命何国宗、刘统勋等人赴西域刊绘舆图”。6这些舆图和资料后来补入《大清一统志》。随着战争的顺利进行，清政府又编修历次战争的《方略》，以昭示其武功。后来又陆续修成《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钦定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大清一统志》等大型志书。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研究西北边疆史地已成为史学界新的要求。全祖望与李绂谈及叶桐君所著有关西北边疆史地著述时，见其“议论尤悉于西北诸陲”，李绂叹曰：“此近日史学所希也”。7当时大部分人关于西北史地的知识，都局限于《汉书·地理志》，如袁枚为乾隆前期地理学家齐昭南写的墓铭说：“国家疆域恢宏，乌喇、巴哈，俱置侯尉，又新开伊犁，诸臣奉使者，辄先诣齐侍郎家河路。公与一册，某堠某驿，应宿何所，需若干粮，数万里处，若掌上螺纹，毫忽无讹。或问：‘曾出塞否’？曰：‘未也’！‘然则何由知之’？曰：‘不过《汉书·地理志》熟耳’”。8正是由于社会的需要，西北边疆史地学终于在清以前和发轫期贮备的大量资料基础上，于嘉庆朝兴起来了。 二 嘉庆以前，清人关于西北边疆的著述较为杂驳，作者包括军人、文人、学者等，但直到祁韵士以后，西北边疆史地学才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正式出现，首开风气者当推祁韵士和徐松二人。 清朝正式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后，由于西北荒僻险远，转运困难，又设立了军屯、民屯、回屯进行经济开发，西北地区也就成为流放犯官罪人的主要地区。这些流人亲涉其地，除留下游记、诗词等作品外，还就身历亲见，和本身所固有的史地知识相结合，对西北边疆史地作系统探讨和研究。乾隆幸臣纪昀，曾被流放入疆，著有《乌鲁木齐诗钞》。著名学者洪亮吉，于嘉庆五年（1800年）到达西北，半年后赐还，著有《伊犁日记》、《天山客话》、《万里荷戈集》、《百日赐还集》等，内容多涉及西北山水形胜。他还在《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中，据其闻见论及新疆几个主要城市，在其《更生斋文甲集》、《乙集》中，也有部分关于天山等重要山脉的考试文章。洪亮吉的著述，虽然内容零碎庞杂，但已初步具有了研究的性质。 嘉庆十年（1805年），祁韵士因宝泉局亏铜案被发往伊犁军前效力。祁韵士曾任国史馆纂修，历八年之久而成《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又在《皇舆全图》等资料基础上，成《藩部要略》十八卷。祁氏到疆后，伊犁将军松筠十分重视他的才学，令其编撰《伊犁总统事略》和《续西域同文志》。祁韵士在完成上述二书后，又别摘山川写成《西陲要略》，在自叙中称：“近年士大夫于役西陲，率携琐谈闻见录诸书，为枕中秘。惜其记载不免失实，又有好奇志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史乘，皆无考据，又于开辟新疆之始末，仅就传闻耳食，为之演叙，说舛尤多。夫记载地理之书，体裁近史，贵乎简要，倘不足以信今而证古，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9祁氏在这里提出了“考据”和“信今而证古”的原则，可以看出乾嘉朴学对他学术的影响。继《西陲要略》后，祁氏又据其经历参以志乘，写成《西域释地》，就新疆的疆域、山川、河流及地名沿革进行考证。可以说，祁韵士的一系列关于新疆的系统著述的出现，是清人大规模考证西北边疆史地的开始，也是西北边疆史地学正式形成的标志。因此，祁氏被称为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创始人不为过誉。 继祁韵士之后，嘉庆十七年（1812年），徐松又因科场案谪戍伊犁，到疆后，受松筠委托，对全疆的山脉、水道走向、关隘、津梁、驿站、台卡、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进一步修订了《伊犁总统事略》，奏上后赐名《新疆志略》。是书共十二卷，“有图有叙，论山河之带襟，城郭之控制，兵食财赋之储积，田野畜牧之繁滋，条分件系，颠末详胪，成宪旧章，洵称赅备”。此外，徐松还著有《西域水道记》，这是我国古代舆地著作中对新疆水道湖泊研究最称详实完备的一部。为了详述西域历史源流，徐松又参考了大量史书，写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如果说祁韵士开其风气的话，徐松则承风启后，成就更著。至嘉道间，边疆史地研究更炽之时，徐松又是其中心人物，郁然为一代巨子，“自塞外归，文名益噪，其时海内通都下游者，莫不相见恨晚”。10徐氏又与沈、张穆、魏源、龚自珍、何秋涛、何绍基等人交往较深，他们关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莫不受其影响。 创始期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除上述祁、徐二人外，部分封疆大吏也参乎其中，如永贵撰《回疆志》，是书不仅记清廷勘定回疆始末，且有关“天时、地理、山川、城郭、官阶、户口、贡赋、典制、风俗以及耕织、物产核时之有，无不周详”。11另有松筠《绥服纪略》等书，于西北边疆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归纳起来，这一阶段的西北边疆史地学有如下特点： 1、著述立足于实地考察，真实可信。清儒佞古成癖，一切学问皆从纸上得来。刘献廷早在清初就提倡探求“人地之故”12的考察学风，并曾身体力行。创始期的西北边疆史地学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祁韵士自述其《西陲要略》写作时说：’赤奋三岁，余奉谪池，囊笔自效，顷思新疆二万余里，为高宗纯皇帝神武独辟之区，千古未有，余既得亲履其地，多所周历，而昔年备员史职，又尝伏读御制文集，诗集及平定准噶尔，回部方略二书，故于新疆旧事，知之最详，颇堪自信。”13徐松出关后“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近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14他们所持的调查研究态度，一反乾嘉学者埋首古籍之习，故其著述翔实全面，质切可信。 2、著述具有较强学术性和系统性。和清初以及清以前有关清代西北的著述相比，这一时期著述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主要原因是此时正处乾嘉末期，学术务求精致细密，要求广参博证，创始期的学者亦不例外。祁韵士的《西域释地》，“掇闻见录诸书中之可信者，证以所见，纂为二篇，附载书后，俾后之人知所折衷云”15。并广泛参考汉以来的西域有关文献。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则补充了颜师古以来的各种相关资料。其次，创始期的著述，一改往昔记载残缺零散和范围较小的缺陷，他们对各种资料博采兼搜，掇拾遗残，采摭缀辑，汇为一编，并注意从整体上宏观把握研究对象，使宏观概括和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著述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祁韵士在所有著述中，直接把新疆山川分为南北两路分而述之。徐松则在《西域水道记》中把全疆之水按其所汇归入十三个湖泊，从而使著述更为系统，更便于披览，并为后来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者所接受和沿用。 3、体现了颂扬和宣传清代大一统疆域的气概，这和清代前期开疆拓土的武功是相一致的。从这些谪戍学者的著述中丝毫看不出被谪之人的忧怨和愤恨，而是体现出由衷的对西北壮丽河山的赞美之情。故彭邦畴在谈到徐松的著述时说：“自来放逐之人其发为文章，大都反复以辩其诬愤，激以行其志，即或寓忧危之情，写劳苦之词，亦令观者读不终卷，愀然掩卷，此其皆返于中而不能愧怍于求也，而不能无所怨尤，故不得已而为此。若星伯之兀兀铅椠于殊方绝域之地，宣皇风而扬盛轨以成其独有千古者，志趣固已过人远矣”16。而纪昀关于新疆的诗作，时人更是认为：“读之声调流美，出入三唐，而叙次风土人物，历历可见，无郁轖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浑脱之趣”。“读是诗，仰见大朝威德所披，俾逖疏沙砾之场，尽为耕凿弦诵之地；而又得之目击，异乎传闻影响之谈，它日采风谣，志舆地者将于斯乎征信，夫岂得与寻常牵缀风土者同日而道哉”。17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由嘉庆时的遣戍士大夫循前人之轨迹，开其山，扬其波，成绩卓著。所从事者又多系当时名士，故影响较大。但学界此时受朴学考据影响较深，其繁荣之期至道咸以后渐次形成。 三 嘉庆以后直到清末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嘉庆朝开始，清朝已走向衰落阶段，吏治腐败，土地高度集中，历时九年的川陕白莲教大起义把所谓乾嘉盛世的弱点暴露无遗。与此同时，西北边疆问题也尖锐地呈献在整个社会面前。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后，西北边疆虽有短暂安定，但不安定因素一直存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一方面沙俄向中国整个北方进行蚕食，另一方面英国又从中亚向新疆侵略。1820年，回部贵族残余在英国支持下的叛乱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鸦片战争直到清末，西北国界日蹙。在这种危急形势下，乾嘉学术日益受到人们的批判，沈垚就批评说：“乾隆中叶以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18要求学者们正视现实，为致用之实学。西北边疆史地学就是在边患危机刺激下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主要有如下特点。 1、研究人数增多，研究范围扩大，研究内容更加深入和切于现实。与徐松相先后，一大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者相继而出，著名者有魏源、张穆、何秋涛、龚自珍、姚莹、沈等人。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后，以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相砥，相互支持，互相学习，共同从事于这一新的学术领域。或认为：“学派，不应只限于直接师承关系，有相同的学术旨趣，并且加以发扬，就可以认为是‘学派’”。19从繁荣期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来看，从事者们有着共同的以学术经世的目的，有着究边防以谋御侮，探舆地以图保国的共同学术旨趣，且时代相衔接，共同把这一学术发扬光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是一个学派。其次，较之创始阶段，研究内容更加深入和切于现实。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佚名氏《西域设行省议》、沈尧《新疆私议》都论述和强调了新疆形势的重要性和在新疆设行省进行有效管辖与开发新疆经济的建议。魏源《北干考》、《葱岭三干考》，许克勤《西域帕米尔舆地考》，胡荣祥《帕米尔图说》，钱恂《帕米尔分界私议》，佚名氏《帕米尔属中国考》等都从历史沿革上考证了广阔的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侵略者的无耻澜言和强盗行径。张穆的《蒙古游牧记》，魏源的《圣武记》则全面考述了清代西北地区的民族历史。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更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之作。陈虬的《筹边议》、陈黄中《蒙古边防议》更明确提出了筹边防、安内地的主张。此外，学者们的研究范围，还扩大到了文物古迹，礼俗政制等文化方面的内容，主要有愈浩《西域考古录》，王树楠《新疆礼俗志》、《新疆小正》等。再次，繁荣期的著述虽然继承和发展了发轫期和创始期的成果，仍然强调史地结合。虽然仍采用乾嘉考证方法，但又明显有所辩证，由以考释为主变为以议论为主，以考为辅或考论结合。更加切于时势之需。 2、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明确的目的性。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具有弘扬清代大一统格局和武功的特征，那么繁荣期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具有忧患时局的特征。陈澧为李光廷《汉西域图考》作序时说：“古人之书，大都有忧患而作也，今日之患为千古所无之患，李君之书，遂为今日所不可无之书，岂徒以其奇而已哉！……当咸丰、同治间，回民距梁，关内外骚然动，故其言皆综覆形势，指切兵机，岂特为《汉书·西域传》考沿革而已哉”。20可见是书名为考古，实为忧时而作。李鸿章在《黑龙江述略序》中称赞龚自珍曰：“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设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盖先生经世之学，此尤其荤荤大者。”21当沙俄侵扰北边，边警迭至之际，何秋涛“以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未有专书以资考境，著《北徼汇编》六卷”。22后扩为八十卷，赐名《朔方备乘》。正是由于这些学者忧患意识更使之发奋图强，著书立说，其所论列尤以经世为旨。此外，繁荣期的著述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朔方备乘》凡例中写道：“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考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方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其著述宗旨明白自见。徐崇立在汇刻魏馘《喀什噶尔与墨克道里记》、《新疆勘界公牍汇钞》和袁大化《卒亥抚新纪程》成《西域舆地汇刻三种》时序曰：“幅员至广，外交至繁者莫如本朝，神武继轨，威渺天下，四征不庭，东起区无间，西尽西王母……天道五百年而大变，运会所趣，风云变色，流沙弱水，万古积雪，蛮烟瘴雨之乡，炎山冰海之域，自古舟车所不通，人力所不到者，欧西探险之说，束马悬车，若履堂奥。昔之视为荒远不毛者，今乃以为神皋沃壤。万族耽耽，窥我堂奥，批亢附背，得寸进尺，我之山川塞，海礁砂滩，彼且绘之为图，著之为说，若聚米索骥，不爽铢黍。一遇交涉，廷臣不问边吏，不知萨哈连岛本三姓属也，不知几何时入于俄，而黑龙江五千里继之矣。缅越定界而误画土司以界法矣。帕米尔乃伊犁边地，嘉庆会典及画之卡伦之外矣。英索野人山而我执不审以所在，遂启彼狡谋矣。”23指出由于执政者不熟悉边疆史地而为侵略者所欺瞒，故明确提出为外交勘界提供资料的研究目的。 3、对边疆史地的探讨已上升到理论上的探索。和以往记述性著述不同，繁荣期的西北边疆史地学已经开始了政策性、理论性的探讨。如沈垚在《新疆私议》，龚自珍《上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中都阐述了他们对西北边疆民族政策的看法，反映了各民族应平等相处的思想，认为民族团结和睦是稳定边疆的保证。沈垚认为造成边疆动摇的原因是镇守诸臣缺少安边柔远之心，不能平等对待边疆民族百姓所致，某些镇守官吏“乃资为贪酷，侵夺财货，虏辱其妇女，以积其愁苦冤怨之气，然犹未遽叛也，一有桀酷凶悍之人乘机鼓煽，而后向之穷志无聊者，皆揭竿起矣”，“故欲使西陲无事，必自镇守诸臣能仰体皇上安边柔远之心始”。24龚自珍则强调，守边诸臣应“令回人安亦安，信亦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25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维护边疆统一问题上，也多有理论阐述，如清军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因耗费浩大，遂有人主张弃喀什噶等四城，并以“悬远难守”为由。沈加以反驳说，“不欲耗内，则必弃外，此议者所以有回城悬远难守之说也，然则远终不可守也？不守远，必守近，而守近之费，不减于远，或更甚焉”。26并阐述了巩固边疆的切实措施，这些理论，是以往研究边疆史地之学者未曾阐发的宏论，切于时势，利国利民。 4、关于边疆史地的大型丛书的问世。鉴于清末社会关注边疆局势和研究者众多的局面，一些大型的关于边疆研究的丛书逐步编定。如郑光祖辑的《舟车所至》，有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琴川郑氏青玉山房刊本。王锡祺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十二帙，补编十二帙，再补编十二帙和《小方壶斋丛钞》，分别有光绪十七年（1891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和光绪六年南清河王氏排印本。金匮浦氏编《皇朝藩属舆地丛书》六集二十八种、一百三十二卷，有光绪二十五年上海书局石印本。丁谦《蓬莱轩舆地丛书》，上集三十四种三十五卷，考证各正史及民族。下集二十三种四十四卷，考《穆天子传》以来各朝行记。民国四年（1915年）由浙江图书馆刊行。又称浙江图书馆丛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44页。 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3.王念孙：《广雅疏证序》。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464页。 5.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1957年中华书局版，63页。 6.《清高宗实录》卷95，乾隆二十二年，引自《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 7.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七。 8.袁 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5。 9.祁韵士：《西陲要略序》，《丛书集成初编本》，101页。 10.以上引见《续碑传集》卷78，《徐星伯先生事辑》，另见缪荃孙：《艺风堂文集》卷1。 11.永 贵：《回疆志序》，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1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3。 13.祁韵士：《西陲要略序》。 14.《清史列传》卷73《徐松传》。 15.祁士韵：《西陲要略序》。 16.彭邦畴：《新疆赋序》，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1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6，四部丛刊。 18.沈垚：《落帆楼文集》卷9《与许海樵》。 19.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202页。 20.陈 澧：《汉西域图考序》，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21.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 22.《清史列传》卷73《何秋清传》。 23.徐崇立《西域舆地三种汇刻序》，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24.26.沈垚：《落帆楼文稿》卷一，四部丛刊本。 25.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定庵文集类编》，164页。 26.《选集》，第3卷，第706卷。 （资料来源：《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