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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7到1988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认为，从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海外白银向中国输入量的急剧下降是导致1644年明朝灭亡诸因素中的一个方面。[①]虽然这一结论一开始得到了一些支持（如，魏斐德1985：1-25；1986：1-26 ；阿谢德1988：208-209；易劳逸1988：123-130），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却受到了激烈地指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观点作为一种已受到削弱的传统思维正受到抵制，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据称新的研究已经显示明朝最后几年中白银的输入量是增加而不是下降（阿谢德1998：203）。但无论如何，这种学术抵制所依靠的许多证据，特别是在夏维中(按：原文中wenzhong xia有误，应为weizhong xia)和倪来恩（Brian Molougheney）发表的一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中的依据都存在很大疑问。事实上，正如我下面将要阐述的，夏维中和倪来恩关于白银在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输入中国的数量的许多重要结论要么不正确，要么过分夸大。至少其中有一些观点是其他人研究而得出的，而他们在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史和近代东亚的其他地区影响方面进行了重要的研究，也许该是时候重启这一“老争议”了。 1988年戈德斯通(goldstone)在谈到外国输入的白银在晚明经济中的作用时写到：中欧之间白银贸易的崩溃导致了17世纪早期明朝的衰落，但无论如何要这么说都会把中国的财富与欧洲的采用通过白银贸易联系在一起。而且把中国经济的困境归因于抵达马尼拉和澳门的船只和金银运送的减少是过于夸张了，[②]因为它忽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我们仍可以认为由于欧洲贸易是通过银块进行的，所以它所起的作用与其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是远远不相符的，它只是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润滑剂——硬货币。这种假设在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下也就出问题了（戈德斯通 1988：115）。 1989年戈德斯通的观点得到了夏维中和倪来恩的支持和进一步的阐述：“晚明时期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巨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白银的使用也在扩大。在在任何特定时期进入帝国的金属货币量和当时共存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程度之间建立一种因果关系是很难的。1644年崇祯皇帝的自杀标志着明朝垮台，主要是由于影响晚明官僚政治的党派之争和裙带之争，而不是贵金属国际流动的变化不定（倪来恩和夏维中 1989：68）。”[③] 1990年当我对戈德斯通的观点作出回应时，我并没有拜读过夏文仲和倪来恩的文章，但我已经注意到在古德斯通的结论所依靠的证据中，有一些是有问题的，也有一些是错误的（艾维泗 1990：674-675）。虽然他承认我们无法确定晚明时期到底有多少白银在流通，但他却坚持认为，明与葡萄牙之间在澳门的贸易和明与西班牙之间在马尼拉的贸易都完全停止了；从16世纪70年代初到17世纪30年代初，从新世界、欧洲、中东、印度和日本输入中国总达上百万公斤，[④]在明朝的整个经济中却没有什么影响。[⑤]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梁方仲和日本学者百濑弘（Momose Hiromu）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就对这一论点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批驳。而且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两本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西方语言开始得到学者的认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何炳棣在其1959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史的名著中写到：“16世纪前期以后，从欧洲和日本不断流入的白银，进一步刺激了长江地区经济的发展。诚然，长江地区和东南沿海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但当东南沿海被纳入世界规模的商业革命时，其影响就远及于中国内地。到1600年就已经遍及全国的以钱代役制度，就是货币影响增加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虽然绝大多数的人，如同现在一样，从事于维持生存的农业生产，但很少有地方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邻区或远地的货物及产品。” 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研究明代经济财政史的顶级专家黄仁宇先生，在回应何炳棣的观点时说：白银成为普通交换媒介的影响不能忽视。据梁方仲的估计，从1572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之前，在明朝灭亡最后72年间，除了国内的银矿产银外，海外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⑥]白银的广泛流通彻底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前景。[⑦] 戈德斯通错误地坚持，17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购买16.875克白银需要花236-260个铜钱，而在1635-1639年购买相同的白银却只要花188个铜钱。遗憾的是这些数字的来源是为了说明当时的日本，而不是中国。而日本因为有其自身某些好的经济政治原因，江裟桓（又称德川幕府）一直试图将铜币排挤出流通领域。在这种情况下，17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日本银铜比价大大缩小，这就不足为怪了，而在这之前的1638-1647年间却在急剧扩大（神木哲男和山村弘造 1983：355；日本银行调查局 1973）。 另一方面，在中国，银的价值相对于铜，特别是相对于铜币（钱）在17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是在急剧上升。1640年，苏州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业和银行业中心，一位生活在那里的中国观察者注意到：“（1638年）净钱千文，重六斤余，值白银九钱有零。今仅值五钱零，其次通行之钱，止四钱五六分”（叶绍袁1911：18：2/6a）。 兑换比例的扩大成为从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现象，[⑧]而且继续持续了好几年。其他人的自身所见表明在1643年浙江省北部一带，1000枚铜钱（可能是劣质铜钱）只能兑换3.3钱银子（约0.012公斤）(张履祥 1958:325)。到了1646年，苏州的兑换比例降到了每千铜钱只能兑换到1.7钱银子（大约0.012公斤）（叶绍袁1911:18:2/6a）。 那个时代的文献说明在晚明时期的中国流通领域中白银数量已经减少；或者是铜钱在变化，主要是出现了大量的劣质铜钱；抑或者两者都是。在这三种可能性中惟有最后一种情况是最有可能正确的。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和军事问题，明政府正试图通过扩大铜币的产量来改善财政状况。帝国的许多地方建造了新的造币厂，但由于管理不善和没有足够的金属货币储备，铸造出来的新铜钱远远低于政府的期望。而且，从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晚明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私铸铜钱者大量出现，其中有不少是原来在官方铸币机构里工作的或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铸造了大量的劣质铜钱并投入市场，而这些劣质的铜钱进入市场后就把质优的银和铜钱排挤出流通领域。在前现代（premodern）的中国，由于随着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贵金属不断地被储存起来，[⑨]由于财政和政治上都陷入困境明政府所强加的苛捐杂税以及后面将要讨论的从日本和新世界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减少，在这个时候白银很可能正被挤退出流通领域。 虽然戈德斯通一开始就承认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在17世纪30年代末就降低了，[⑩]但他仍然辩称中国白银贸易的衰落是由于明王朝的腐朽引起的，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戈德斯通1988：116；艾维泗 1998）明王朝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一直存在争议，但也存在毫无争议的证据表明1635年后明朝与西班牙的贸易急剧下降，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不畅销，而是因为马尼拉的商人得不到足够的来自新世界的白银来支付货款。[11]1638年一位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官员说：“最近从中国来了一小批杂货商品，但对马尼拉的商人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了。在过去的两年里几乎没有货船来过。墨西哥运来的白银很少，这又使得他们担心今年中国人又不会来进行贸易。”（博莱尔和罗伯特森 1903-1909，卷29，39）几年后西班牙国王菲利浦四世对这段时期内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经济形势进行评价时说：“必须注意到，自从贸易仅靠赊欠进行后，马尼拉人所熟悉的贸易中有3/4被中国商人控制了。在1636-1637这两年里，运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商品并没有给菲律宾人带来钱财，这些商品都是中国商人赊卖出去的，而在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和官员又不能满足中国商人这些要求(claims)。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已经不再来进行贸易了，他们已经损失了，不愿意再损失更多。”（博莱尔和罗伯特森1903-1909，30：86） 因此，到1637年明朝与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贸易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只有一艘小货船从马尼拉驶向阿卡普尔科，上面装了些几乎不值钱的货物（舒尔茨 1959：188、194；博莱尔和罗伯特森1903-1909，29：59；麦卡锡 1993）。正如稍早注意到的那样，1638年当中国商人重新回到贸易市场中时原来的境况稍微得到些改善。有两艘大的货船满载着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离开菲律宾驶向墨西哥，但其中较大的那艘船却在驶往阿卡普尔科的途中沉没了，所有的货物都沉入了大海，许多船员也丧生大海（博莱尔和罗伯特森 1903-1909，29：168-171；舒尔茨1959：259；魏玛斯 1990：38-53）。用麦卡锡的话来说，“这种情况对马尼拉的商人无疑是灾难性的。他们看到的只能是1636年运往阿卡普尔科的商品毫无价值的回报、罚金，1637年的毫无利润，[12]以及1638年的大量损失。 对马尼拉和商业来说，那是一段异常悲惨的几年。（麦卡锡 1993：180；麦卡锡1995；博日恩1981：62-63）”马尼拉和那些依靠中西贸易为生计的人将面临着更多的坏消息。1639年8月，两艘从阿卡普尔科驶往马尼拉的船在途中失事沉没了，损失惨重。三个月后，西班牙和中国几年来政治经济间的紧张关系终于在菲律宾发展成公开的武力对抗。从1638年11月到1640年3月，据说武装精良的西班牙人在全岛屠杀了2万中国人，毫无疑问这也导致了1640年和1641年马尼拉贸易的严重瓦解（博莱尔和罗伯特森 1903-1909，29：208-258）。 如果考虑到这一证据，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学者仍然认为从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新大陆和菲律宾之间的商业活动仍然相对健康和正常。例如，弗林和吉拉尔德兹认为：“大多数史学家看上去好像都接受了肖努关于马尼拉贸易分三个阶段的观点，它们分别是（1）一直到1620年贸易都存在增加；（2）大约1620年后一直处于稳定时期并开始慢慢下降；（3）1640年后呈直线下降。遗憾的是肖努的数据歪曲了菲律宾贸易的数量，我们知道在很长一大段时间内，横渡太平洋的货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走私进行的，而肖努严重低估了菲律宾贸易的活力。我们认为全汉升对整个17世纪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之间每年贸易量达200万比索的估计似乎是可信的。马尼拉的贸易在1620年后并没有下降，17世纪40年代后也没有急剧下降，这与肖努的错误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参见弗林和吉拉尔德兹1999：27；弗林和吉拉尔德兹 1994：83；弗林和吉拉尔德兹 1995：435） 上面的观点也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弗林和吉拉尔德兹指出他们关于阿卡普尔科贸易量每年达200万比索的观点是建立在全汉升所搜集的数据基础上（见图1）。遗憾的是全汉升教授没有提供从1633年到17世纪80年代之间任何货物的进口数据，这段时间也包括了存在争议的重要十年—1635-1644年。而且在17世纪早期走私确实成为中西贸易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在这一点上参见艾维泗1977：10-11；特帕斯科 1983：436-437；麦卡锡 1993）即使在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最臭名昭著的商人和最腐败的官员也需要把他们的白银、丝绸、瓷器和其他货物从太平洋的一岸安全地运到另一岸。但无论如何，从上面的证据可以清楚地看到，17世纪30年代末许多满载着走私的货物或其他商品的小货船要么无法启航，要么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沉没了，结果货物全部沉入大海，损失惨重。因此，虽然对在菲律宾的中西之间贸易1640年后没有急剧下降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但在技术上来说却是正确的，这种正确就是因为1635年后贸易立即急剧下降。而且，特帕斯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并用统计数字来支持肖努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他认为马尼拉的国际贸易在17世纪40年代初仍然很低，从来没有达到弗林和吉拉尔德兹所认为的每年200万比索的数量（特帕斯科1983：444-445：肖努 1960：130-131、156-160、204-205）。 弗林和吉拉尔德兹在谈到晚明白银进口对白银需求的影响时估计有些过高，他说：“大量白银运往中国最终导致中国国内银价降低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银价相同的水平。到17世纪40年代全世界的金银比率趋向统一是说明白银套利得到根除的最有力证据。而全世界金银比率的统一正是由于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最终得到了海外进口白银的弥补。”（弗林和吉拉尔德兹 2002：403） 表1. 美国每年输入菲律宾的白银数量
来源：全汉升《16－18世纪中菲美间的贸易》，1981 无论如何，当这两位作者在同一篇论文中指出，在晚明时期中国黄金的出口量相对于丝绸和瓷器来说是比较小的（弗林和吉拉尔德兹 2002：398）。[13]实际上，直到17世纪30年代，如果不是更早，中国黄金和海外白银之间的直接兑换在当时整个对外贸易中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且，虽然在晚明时期中国的白银价格与黄金相比是在下降的，但在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这两种贵金属在其价值上与铜、铜钱、丝绸、棉花和其他非食用商品相比却是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认同在那个时候中国对海外白银的需求在下降的观点。事实上，在晚明最后动荡的十年里，随着经济和政治条件不断恶化，需求也在增强。不管怎样，一位英国商人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描述，1635年当他的船停靠在澳门时，他注意到他所遇到的中国人都在寻找机会获取白银，“这种急切程度并没有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地方的情况而有所降低，一旦得到很快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获取白银的那种无止境的欲望简直难以置信。（博克塞1948：116； 博克塞1959：1；波特 2000：76）”17世纪末在菲律宾的西班牙观察者们也是用同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无止境的欲望”。而在经常往来马尼拉的中国商人看来，白银对西班牙人来说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博克塞 1970；艾维泗 1982：75-76；拉尔汉1996a：131）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对白银的急切需求当然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国商人情愿冒着如此大的经济和个人威胁来菲律宾做贸易。[14] 甚至可以说当一些学者承认在那些年里马尼拉的贸易经历了一段严重困难时期时，其实他们已经对那些认为在那个年代里日本对中国白银的输入也在下降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正如倪来恩和夏维中指出的那样：“1610年葡萄牙、日本和中国之间由船只进行的贸易导致了大约8万公斤的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162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0万公斤，1630年这个数字更是上升到13万公斤。随着1635年日本对船只进行海外贸易的限制，输入中国的白银又回到11万公斤的水平，在整个历史时期里只有1637年上升到最高值20万公斤。1639年大约仍有17万公斤的白银运道中国。1641年贸易量仍然维持在14.5万公斤，但1643年降低到7万公斤左右，1645年大约10万公斤。这些信息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并不能支持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有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白银输入中国的长期减少导致了明朝的灭亡。”[15] 虽然拉尔汉对在那个年代里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的估计要比倪来恩和夏维中低得多，但他在下面的论点上却支持了倪来恩和夏维中，他写道：“在17世纪初，中日之间的贸易是通过“朱印”商船来运输的（日本商人的商船必须取得德川慕府的执照才能航行），这一制度一直实行到1635年才被废除。17世纪30年代末德川慕府开始限制外国商人的权利，驱逐葡萄牙人，并把丹麦商人和中国商人限制在长崎一口通商。在“朱印”商船航行的鼎盛时期（大约在1604—1635年），日本白银向中国的输入量急剧上升。但在1636—1639年日本向中国输入的白银量达到了一个更高值，而且一直到17世纪40年代初始终保持着一个很高的水平，尽管葡萄牙人已经被限制和驱逐。（拉尔汉 1996b：437；拉尔汉1996a：123）” 上面两段引文的大多数证据都是建立在罗伯特森收集的贸易数据上。我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我对罗伯特森的学术充满尊敬，特别是从他对17世纪日本贸易的分析和描述中受益良多。然而，我在那时也注意到，罗伯特森断言17世纪30年代末日本白银出口总量要比这个世纪早期某个特定的重要时期还要高，对此我是不同意的。首先，尹尼斯自己也承认（尹尼斯 1980）从1603年德川慕府建立到17世纪3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什么可信的关于日本国外贸易的统计信息，而在这一时期（1）日本经济特别是矿业在急速发展；（2）日本船只包括德川慕府允许的和不允许的，运载着大量的日本白银驶向中国和东南亚国家。[16]其次，仅存的一些信息使得岩生成一和小叶田淳这两个著名专家在这一问题上也得出了有争议的结论，他们认为日本白银的出口达到顶点不是17世纪30年代末，而是在17世纪初，或者说更是在1630年前的一、二十年内。岩生成一认为：“从1604年到1635年的一些年里，有30艘之多的船从日本驶向其他国家，他们到过港口有19个之多，从福尔摩莎到印度支那和马来半岛，据估算日本船只每年装载着大约3万—4万公斤白银离开日本，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在这一个世纪早期日本与荷兰的贸易量，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国船只与日本的年贸易量，因此，在日本海外贸易的鼎盛时期（1615—1625），日本投入外贸的白银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初步估算每年大约13万—16万公斤。”（参见岩生成一 1976：10；岩生成一 1958：328-330；1959：63-67；小叶田淳170：8） 虽然尹尼斯认为岩生成一和小叶田淳对日本在17世纪初期（大约1604年—1635年）白银出口量估算太高（参见尹尼斯1980：376,430；拉尔汉1996a：136），但他不能提供至少使我满意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说明他为什么得出这样的估算。他同意小叶田淳关于从1610年到17世纪20年代早期日本白银的生产达到了17世纪早期的顶点的观点，这一点上是比较正确的，而小叶田淳是研究前现代日本矿产业的权威学者（尹尼斯 1980：25；小叶田淳 1978：75；尹尼斯 1980：554－563，569－570；村上直 1980：55-56；田中诚一 1980：134-135；佐佐木正哉 1983：183-185；托特曼 1993：148-151）。而且，除了再一次重视了小叶田淳那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外，尹尼斯继续认为在17世纪早期的一些年里，在人口大幅度增长后，生活在日本主要的矿业城镇的人口从1620年到1630年之间事实上是在下降，并且在随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在急剧下降（见表2）。因此，如果尹尼斯、拉尔汉、倪来恩和夏维中等人认为17世纪30年代末日本出口达到顶点，而在17世纪40年代初继续保持这个很高水平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这时（1）日本商人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30年代初装载着大量的白银运向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商船不再允许离开本国；（2）日本白银的生产已经过了17世纪早期的鼎盛期；（3）直接或间接雇佣在矿业里的日本矿工人数正下降到一个从16世纪末以来无法理解的水平；[17](4)日本正遭受着一系列扩大的气候变化、食物短缺和传染病大爆发的袭击，并且从17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几乎破坏了日本大部分地区（山本博文1989：189-204；长仓保1982；托特曼1993：110-113；艾维泗 2001：62-70）；（5）日益恶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促使德川幕府颁布了一系列禁止个人奢侈浪费的法律和其他一些规定以阻止大量的人口脱离土地，这样可以减轻一些日本政府所说的农民人数耗尽的压力（德川实纪 1959-1967，40：170、188、212、226）；（6）日本主要城市的商业活动正急剧衰落，一些大商人也被迫破产甚至更惨；（7）德川幕府和当地官员忙于镇压主要发生在日本南部的反叛，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并造成了其他地区法律和制度的重大崩溃。 表2. 约1610年—1640年日本主要矿业城镇的人口估算
来源：尹尼斯《打开的大门：17世纪日本的外贸》，1980：25，569-570页 此外，在这种不利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如果仍有大量的白银从日本输出，那么这些白银出口到哪里？用什么船来装运？虽然葡萄牙人和丹麦人确实能够利用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新强加给日本船只的限制在1637年出口大约8.5万公斤白银（博克塞 1959：145-158），而这一年关于可能中国出口的唯一可信资料就是64艘大帆船停靠在日本港口（尹尼斯 1980：635）。[18]倪来恩和夏维中认为，1637年依靠葡萄牙、丹麦和中国等国的船只出口的日本白银合起来可达到“历史的顶峰—20万公斤”（倪来恩和夏维中 1989：61）。但他们是怎样得出这个数字的至今还不清楚。他们在别的地方也说他们对中国出口的估算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这个假设认为在这些年里每艘到日本去的船都会携带1000公斤白银回国（倪来恩和夏维中 1989：73 n.57）。不管怎样，即使这个假设是正确的，我们也无法证明。但要达到倪来恩和夏维中在1637年达20万公斤的大体估算则需要当年在日本贸易的64艘中国船只来运出11.5万公斤白银，这样每艘船平均要装1796公斤。因为这个数字相当于岩生成一所认为的每年由日本船只出口白银量的三倍。而在17世纪早期他们一直控制着日本的白银贸易（岩生成一 1976：10），所有我很难接受倪来恩和夏维中对1637年白银数量的估算。 虽然倪来恩和夏维中不愿继续推算1638年的白银出口量，但随后他们认为1639年随着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日本，中国人和丹麦人一起将“大约17万公斤白银”运往中国（倪来恩和夏维中 1989：61）。然而，遗憾的是丹麦文献不能清楚地说明1639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从日本究竟运走了多少白银。但现存的一些证据表明他们在1639年和1640年每年大概运出白银数在2.5万公斤到5万公斤之间（卡斯特1983：474；欧普卡 1985：20； 卫思韩 1974：10）。即使我们取这两个数中较大的那个，加上1639年在长崎进行贸易的93艘中国商船肯定已经运出了至少12万公斤的白银，这就达到了倪来恩和夏维中的17万公斤的大体估算。但我还没有发现证据来证明这个数据。此外，如果在17世纪40年早期丹麦白银出口量不高，那么倪来恩和夏维中认为日本白银出口总量在1641年达到14.5万公斤，1643年7万公斤，1645年10万公斤的看法显然是不可能正确的（倪来恩和夏维中 1989：6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1639年、1640年和1641年大量的中国商船来到日本和日本海域，正如倪来恩和夏维中指出的那样，在这期间荷兰人不但被驱赶出长崎，而且在17世纪30年代末中西贸易实际上在衰退，1639-1640年西班牙人又在菲律宾屠杀了2万华人。因此，在这些年里许多中国商人都来到日本寻找更有利的贸易条件。不管怎样，考虑到上面所说的不利经济和政治条件，特别是日本采矿业的萧条，他们还会像倪来恩和夏维中所说的那样一帆风顺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们真的会那样一帆风顺，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1641年到达长崎的中国大帆船达97艘之多，而到了1642年和1643年却下降到每年只有34艘，而1644年只是增加到55艘（尹尼斯 1980：636）。[19] 此外，这个时候如果有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特别是在17世纪帝国的这些以与日本和菲律宾贸易而繁荣和著名的地区，我们应该能发现一些商品价格上涨和经济活动增加的证据。不管怎样，来自其中一个最重要地区—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的所见所闻表明17世纪40年代早期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已接近停止了。同时，购买生铜、铜币、生丝、丝绸、棉织品、桑蚕、土地和其他非食用物品的白银价格在急剧下降。1642年初，生活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城市里的一个人是这样描述的：“民房多空废坍颓，良田美产欲求售而不可得。”（叶绍袁 1911：卷2/10b；转引自陈新滋（chan, Albert）1982：235-236；陈恒力 1958：290；居密 1974：525）在这个期间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普遍经历着经济萧条，一度极大地影响了与日本和菲律宾的贸易。（傅衣凌 1961：92-124；莫里 1971：235-245） 最后，即使我们接受了倪来恩和夏维中关于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估算数字，但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而且这些数字仍存在疑问。拉尔汉关于这一期间贸易量的过低估算也同样存在问题。例如：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审查了双方的数字后，他写道：“值得注意的是正好与其明确的否定相反，拉尔汉的数据（倪来恩和夏维中的数据也一样，与他们的否定相反）表明在明亡前后输入中国的白银明确下降了一半多（弗兰克 1998：241）。”马科斯（Marks）在这一点上提供了一些其他细节：“拉尔汉的近作试图揭示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白银进口的急剧下降促使货币危机的发生，并最终导致了1644年明朝的灭亡。奇怪的是，虽然拉尔汉自己对白银进口的估算似乎支持了白银的进口确实在下降，即从1636年到1640年5年时间里的572.8吨，下降到1641年到1645年间的248.6吨，下降超过了40％。’所以，也许正是白银进口的下降最终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我只想说，不管什么原因，至少在广东的国外贸易是在急剧下降，[20]而且，至少根据一位官员的说法，当时货币也缺乏。随着贸易的中断白银不再输入广东，不但商人而且其他与贸易有关的人都失去了工作，那些失业的水手、车夫不能再到北江和梅林关的贸易路线上重操旧业，全部涌向广州寻找工作、食品和避难。（马科斯 1998：142-143；波特 2000：75-76）” 总之，虽然与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现在我更是把重点放在了气候变化对晚明经济的负面影响上，[21]但我仍然对我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结论感到满意：“1644年明朝的灭亡不是简单地因为银块输入的急剧下降，而是这一下降加重了明朝的困境，最终侵蚀了明朝的稳定。（艾维泗 1982：90）” 引用文献 阿谢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Adshead,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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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rthy）、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和《世界历史》的一些匿名评审对这篇文章初稿所提出的一些批评和建议致谢。本人对本文的错误和缺点承担全部责任，基金会对本文不承担任何责任。 [①] 与一些学者留下的影响相反，我和其他我比较熟悉那些著作的作者都不同意白银输入量的下降导致明朝的灭亡。 [②] 这里戈德斯通特别批评了肖努在中欧贸易问题上的开拓性研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一研究是建立在对相关欧洲档案进行彻底调查的基础上，因此在面对戈德斯通和其他人的非难时可以经得起检验。 [③] 我注意到没有任何学者严肃地认为1644年崇祯皇帝的自杀是由于“贵金属国际流动的变化不定。” [④] 晚明时期白银流通的数量中，在16世纪70年代早期到17世纪30年代早期之间究竟有多少白银流入中国确实是无法准确估计。但我们保守的估计在这六十年中至少达到4500000公斤（每年75000公斤）。还有一些著作的估计还高于这个数字，如，博拉：《墨西哥和秘鲁之间的早期殖民贸易》，1954：123，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出版社；岩生成一：《“朱印”商船贸易史研究》，1958：328-330，日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小叶田淳：《17世纪远东白银的流通》，1970：13-14；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1985：1-3，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出版社；拉尔汉：《财富之源：中国的钱与货币政策，1000—1700》，1996a：133-141，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出版社。 [⑤] 戈德斯通论点的含义是晚明白银的流通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国外白银的流入对明朝国家的货币系统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没有影响。但黄仁宇、裴德生和其他一些学者对这一情况持不同观点。黄仁宇认为：16世纪晚期白银流通量不大是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每当农民秋收后，农产品的价格就会很快大幅度地下降，但农民缴税时却要用白银，价格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而政府却说是由于白银供给不够是导致价格上下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参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79-80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裴德生：《匏瓜：方以智与思想变革的动力》，68-70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艾维泗：《国际白银的流动和中国经济，1530—1650》，85页，载《过去与现在》，1982） [⑥] 学者们都一致认为明末中国国内的白银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对银的需求。参见和田清：《明史食货志译注》，卷2，第781-792页，东洋文库，1960；全汉升：《明代盐课与盐产额》，第9期，第245-267页，新亚书院年刊，1966；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79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 [⑦] 研究白银输入对晚明经济产生的重要影响的著作分别有，何炳棣：《帝制中国的成功阶梯：社会的流动性，1368-1911》，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1962；罗斯基：《农业变化和华南小农经济》，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吴振强：《福建小农社会研究》，载《南洋大学学报》，1972；伊懋可：《中国传统模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苏君伟：《16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海盗》，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75；莫特：《南京的变迁，1350-140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斯波义信：《宁波及其腹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裴德生：《匏瓜：方以智与思想变革的动力》，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哈德林：《晚明思想中的行动：吕坤和其他学者型官僚的重新审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出版社，1983；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出版社，1985；魏斐德：《中国和17世纪危机》，载《清史问题》（7），1986；易劳逸：《家庭、土地和祖先：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继承和变动》，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张彬村：《晚明福建的海上贸易与地方经济》，载《17、18世纪福建的发展与衰落》，1990；郑克晟：《郑成功的海上扩张与清初的禁海》，载《17、18世纪福建的发展与衰落》，1990；林任全：《16、17世纪福建的海上私人贸易》，载《17、18世纪福建的发展与衰落》，1990。 [⑧]弗兰克·斯普纳（Frank C. Spooner）指出，西班牙、法国、德国、荷兰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银铜兑换比价的扩大。17世纪初西班牙白银的进口下降，同时货币也处于最不稳定期，私造铜币和政府对货币的操控引起了白银相对于铜在价值上的惊人增加，而这些情况在中国也出现了（斯普纳 1972：50；萨金特和威德 2002：227-253）。奥斯曼帝国也是这样，甚至在17世纪中期白银实际上已从流通领域消失了（帕慕克 1997）。很小的程度上，印度北部的一些地方购买铜的白银价格在17世纪30年代已经下降，可能在40年代也是这样（布伦尼 1983：495；哈比布 1982：370）。在日本，由于白银产量的下降、饥荒、战事和政治不稳定导致了1638-1647年间银铜比价的急剧扩大（神木哲男和山村弘造 1983：355）。 [⑨]由于从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国的米价在急剧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戈德斯通认为那个时候白银并没有被囤积起来而是在减少白银的囤积。更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军事行动、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和严重的食物短缺，所以米价上涨的要比白银的价格快。否则，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所谓的减少白银储存的时期购买土地、棉花、丝绸、桑蚕和其他非食用物品的银价在下降而不是上升。 [⑩] 很明显，由于受到倪来恩和夏维中的影响，戈德斯通随后就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并错误的认为：“在17世纪早期输入中国的白银是在稳步增长。并在17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而且在以后的整个17世纪一直保持着一个高于17世纪初的水平。”参见戈德斯通：《近代世界的革命和叛乱》，374页，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出版社，1991。 [11] 后面的论述引用了艾维泗发表在1977年《关于白银、外贸和晚明经济的思考》一文中的第38-39页。虽然倪来恩和夏维中、弗林和吉拉尔德兹和其他一些学者都用不同的方法反对新世界白银产量的下降影响了17世纪30年代末从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的银块输送量。虽然在这一期间秘鲁上游的白银产量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一致认为由于17世纪30年代水银的严重缺乏导致了墨西哥白银产量的急剧下降。这一下降一直持续到明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到17世纪60年代（参见贝克维尔：《西班牙殖民地美洲的矿业》，1984：120、144-145，载莱斯利·贝瑟尔（Leslie Bethell）编《剑桥拉丁美洲史》卷2，剑桥大学出版社；伊斯瑞：《墨西哥和17世纪大危机》，38-39，载《过去和现在》）。而且，即使在秘鲁上游地区的白银生产不像贝克维尔和其他一些学者说的那样急剧下降，但西班牙国王在17世纪30年代初所颁布的严格的贸易规定似乎阻碍了秘鲁和阿卡普尔科间的白银运输，接着也影响到了与菲律宾之间的白银运输（参见博莱尔和罗伯特森：《菲律宾群岛》，2：69-70，亚瑟克拉克出版公司；博拉：《墨西哥和秘鲁之间的早期殖民贸易》，127）。 [12] 这里必须指出在1637年初一位在阿卡普尔科港的西班牙官员，唐彼德·奎瑞嘎·雅摩娅（Don Pedro de Quiroga y Moya）决定减少在跨太平洋贸易中的腐败，并且也对刚从马尼拉来的两艘货船的货物进行了意想不到和彻底的检查。麦卡锡在描述这种情况时说：“让商人和投机者（当然也包括一些急切的西班牙官员）苦恼和害怕的是唐彼德·奎瑞嘎·雅摩娅对货物价值进行估定达一百万比索（pesos）（按照马尼拉的价格来计算是四倍于政府允许的货物价值）。他将超出规定的那部分货物以国王的名义卖出去，并对马尼拉课以90万比索的税。当货船回到马尼拉的时候，他们带回了，根据官方规定，大概50万比索的货物（大约相当于14375公斤白银），稍微缓解了马尼拉商人对足足有150万比索资金的期待（麦卡锡 1993：178）”。具体信息请看博莱尔和罗伯特森 1903-1909：20： 51、 69-70; 博日恩 1981；麦卡锡 1995。 [13]舒尔茨在其研究马尼拉贸易的著作中对这一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总之，经过几年的准备和积累，从马尼拉驶往阿卡普尔科的西班牙大帆船装载的基本上都是丝绸。无论是在各种编织物还是各种产品中，丝绸毫无疑问是他们货物中最值钱最有价值的。在他们装载的货物中有被西班牙人称为“普瑞玛（primavera）”或“春天”的花边丝绸——精美的薄纱和广东绉绸，有丝绒、塔夫绸和贵族阶层用的上好锦缎，有设计精美的用大量金银线织成的锦缎，也有粗糙的格罗格尼织物（grogain）。在每一船的丝织品中（每只船装载丝织物的数量超过5万），都有几千双长袜、裙子、丝绒紧身马甲、披风、睡袍和女晨衣。而且床罩、绣帷、手帕、台布、餐巾和从索罗纳到智利各个地区教堂和修道院为举行宗教仪式所穿的礼服都成捆包装放在货舱里（舒尔茨 1959：32）。 [14] 虽然弗林和吉拉尔德兹他们自己一直仔细不这么做，但他们重点强调“白银套利的根除”已经让一些作者认为就是这种金银比率的统一导致了在晚明时期中菲贸易的急剧下降。例如，彭慕兰认为，“大约到1640年国际贸易使得中国和欧洲的白银与黄金比价达到了一个大致的平衡，所以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因此国际贸易也就继续急剧下降，直到18世纪才恢复。（参见彭慕兰 2000：272；韦利－科恩 1999：52）”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如果能有一些措施来解决白银与黄金的比价问题和中国对白银需求减少问题，那么17世纪30年代末马尼拉贸易中就几乎没有疑问了。更重要的是能用在马尼拉贸易中的新世界的白银数量在减少。这种减少依次与两个重要的因素有关：（1）新世界特别是墨西哥白银产量的急剧下降；（2）17世纪30年代初西班牙国王和17世纪30年末墨西哥和秘鲁的当地西班牙官员强加的严格的新贸易规定（见注11和注12）。第三种可能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因素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墨西哥对中国生丝、丝织品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下降到何种程度。舒尔茨指出：“新西班牙繁荣的一年——在哈利斯科（jalisco）和普埃布拉(puebla)山谷白银不寻常的产量或者说是出奇的丰收——满足了东方国家奢华对白银的极大需求。”（舒尔茨 1959：170）同时，舒尔茨也很好地觉察到，把这种说法反过来也是一样正确的，从17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不但墨西哥白银产量在急剧下降，而且墨西哥经济的其他方面和农业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伊斯瑞 1974：38-39）。 [15] 在这一段里倪来恩和夏维中所说的“长期减少”，其具体涵义不太清楚。他们的文章和对我著作的批评相对集中在很短一段时间，即从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 [16] 值得注意地是里德认为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繁荣年”就是在1570年到1630年之间。接着他还继续认为不可能析出在东南亚已经结束的新世界和日本白银的比例，而这种白银流量在17世纪20年代理所当然达到最高值。1630年后这种白银涌流逐渐减少造成了17世纪中期东南亚危机。（里德 1993：26）然而，里德关于日本白银17世纪20年代出口到东南亚达到最高值似乎与小叶田淳早期提出的日本白银开采量最大的年份相一致，也与岩生成一所说的日本海外贸易鼎盛期一致（1615-1625）（岩生成一 1976：10）。 [17] 有趣的是墨西哥的一些矿业城镇在这一时期里也遭受着人口大量减少的困境（伊斯瑞 1974：38-39）。 [18] 在1636年或1638年到底有多少艘中国商船到达日本还不得而知（尹尼斯 1980：635）。 [19]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敏锐的研究亚洲贸易的学者对在17世界40年代早期日本依靠荷兰船只出口的白银达到一个很高水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例如：三封由在印度的英国监督发出的日期分别是1641年3月31日、1641年11月15日和1642年1月27日的信件表明尽管葡萄牙人在1639年已经被驱赶出日本，但在1640年和1641年丹麦人得到白银却十分困难，而且还要担心1642年情况会变得更糟(伯拉特 1931：2：242-243)。卡斯特和欧普卡对丹麦贸易统计数字的分析表明这些英国的监督是正确的。如：卡斯特指出由丹麦船只运载的白银年出口量1641年达到10125公斤，1642年13987公斤，1643年25650公斤，1644年27487公斤，1645年16087公斤(卡斯特 1983:474； 欧普卡 1985：20)。 [20] 由于澳门和广州商业中心的原因，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中日之间贸易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华南的广东省。 [21] 有一个论题值得进一步研究，那就是在17世纪中期几十年间不利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冷对日本和新世界白银的生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达到什么程度。诚如拉莫（H.H.lamb）所说，在世纪历史早期，气温和降雨量的变化已知是对高海拔地区矿业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拉莫 197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