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PHLIP KUHN）的大作，原著于1990年在美国出版。由中国留美学者陈兼、刘昶译成中文。去年一位朋友打电话来，就史料原文的几个问题，找我帮忙。不想几个月后书就出版了。 关于《叫魂》，有一篇书评说，孔飞力在“沉寂二十年”后，“再度出山”，推出新著。此说于事实却不无出入。1984年我初识孔教授时，他已在北京的历史档案馆里翻阅有关史料。1985年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即推出一篇关于“剪辫子”的论文（《从乾隆档案研究“封建专制”》），言及乾隆皇帝之整饬官吏。我曾戏称为“小文化革命”，亦当面向他指出，彼此一笑。1987年秋季，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四校季交流会上，又听他做过讲演。其实，他的研究这些年来一直受到美国学界的推重，并不“沉寂”。 什么是“叫魂”呢？相传那一年──1768，乾隆三十三年，美国尚未建国（哈佛大学旁边尽是此时“独立战争”遗物，行走其间，自然会引起不少联想）──从中国南方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有一伙不法之徒正在四处游荡，通过在人的名字、辫子或衣物上施用魔法，摄取人的灵魂。这引起了地方上的恐慌，也因此惊动了朝廷，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这是为了什么？作者在该书开头就提出疑问：此时正值清代“盛世”，“叫魂妖术”是否借机发出不能为人感知的关于未来的警告？…… 与之直接有关的，是所谓的“超自然事物”。可惜的是，作者未能就此展开讨论，因为它确使生活在几百年后的人们难于索解。但它，正是此类“案件”存在的基础。 ──其实，人们进入“现代社会”并没有多长历史。否认“怪力乱神”，只认“物质世界”，在中国大约不超过一个世纪时间。有关的景象，小者，可见于百姓的婚丧嫁娶、祭祀、酬神、赛会，……大者，则可见于朝廷的各种祭拜大典，以及“天人感应论”等，——问题在于，古人究竟生活于一个怎样的“环境”及“心理状态”之中（在我看来，这才是重要的）？──另一方面，朝廷一意把它（包括对“超自然事物”的解释和“与神灵世界交往”的权利）控制在自己手里，一旦出现其他的“竞争者”，就要视为“邪教”，必欲灭之而后快（这一政策在乾隆后被修改为“会”、“匪”分开）。这又该如何理解？…… ──史学家唐德刚说：由于“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传统，以及缺乏治宗教史和神学的经验，过去的文人和历史学者都把中国历史上“宗教”的一面给忽略了，以为中国是一个无神的民族，其实不然。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以至后来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一个遍地鬼神的“泛神论”，实际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晚清七十年》，页80—87）。黄仁宇也说：民国以后新人物视所有宗教均属迷信，以致中国缺乏宗教上之向心力，成为当日所感重大困难之一（《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145）。 不无遗憾的是，《叫魂》在这里却拐了个弯，一面解释了“叫魂案件”发生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则转入了“政治问题”：“谋反”与“汉化”。 那确是一幅“盛世”的图景，尽管其中充满了矛盾，也不尽能自圆其说。让我们看看在美国学者笔下的清代中国罢：一个世纪的和平孕育了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与商业扩展的最为伟大的时期。以不断增加的大众百姓为服务对象，一个稠密的农村市场网络应运而生。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人们处处都在使用货币。物价缓慢而持续地上升，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利。在江南等地，社会已经高度商业化，乡村与市镇结合，意味着它受到手工业的某种支配。即便没有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人们仍能从事广泛的、高度理性化的生产活动。当时西方的“工业革命”正处于起始阶段，相对而言，中国正在创造出一个既生机勃勃又相当稳定的社会（参见韩书瑞和罗斯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耶鲁，1987）。──我们还应加上一句，与后来恰恰相反，这时的中国正是西方崇拜的对象。 同时，却有很多人却“流浪”于社会的“旅途”之上，做向上或向外的移动。不幸的是，人们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了，“多余者”难以为经济充分吸纳。作者于此提出一个新的观点：鉴于白银流入的急剧增加是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或许“盛世”当出现于1780年以后（而不是更早）？也许，“叫魂危机”正发生在它的前夜？这些背景不同的“流浪汉”（或“外来者”），终于成了被人怀疑的对象（也是以后各种会党、秘密结社案中的主要组成成分）。 有趣的是，作者又不为这些解释感到满意，包括白银问题，──“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它们也许并不涉及经济发展对于生存的无形威胁”，——而且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永远无法证明的”。 ──历史，的确是不易解释的，历史学究竟有什么意义？也许，人们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也是很有限的罢了。 ──同时可以看出，孔飞力写作此书的背景，仍是“今天”（他并不讳言曾从《CHINA DAILY》等报纸和老“红卫兵”口中获得信息）。他对“恐慌”起因的判断也是“当代”的。…… 书归正传。在“叫魂案”中是不是有人意欲“谋反”？或有“汉化”的危险？……尽管这些占据了本书很大篇幅，但作者仍把眼光转向了君主与官僚的矛盾问题。这，才是全书的重点所在。 确实，孔教授从研究之始就把眼光放在了君主和官僚的矛盾之上。他认为君主和官僚的角色是不同的，君主又有许多理由对他之下的官僚不满。在他笔下，这些官僚（主要是地方官）具有难以改变的“恶习”（或曰“外省陋习”）：他们“迎合上意”，“毫无定见”；对新事务“懦弱怯惧”，“畏难裹足”；奉行“无事为福”、“多事不如少事”的宗旨；“因循”、“无能”，“敷衍了事”；以至“知情不报”、掌控信息、欺瞒上司，或“有意延搁公事”；僚属之间，“上下通同，逢迎挟制”，“上和下睦”，“官官相护”；甚至用它的“颟顸迟缓”及各种手段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权力，──因此皇帝不能不认为，“此等恶风断不可不严加儆治”！ ──乾隆皇帝为什么这么“恨”官僚？怎么会对官僚制度存有这样的“极深猜忌”？──传统政府对“吏”很有警戒（这与今天是很不一样的），不料对有品秩的“官员”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尖锐紧张”？这难道不是值得一问的问题？ 于是，这一事件恰为皇帝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能扮演一个保护百姓的特殊角色，挞伐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僚，并把他们与皇帝区别开来（孔飞力，1985）。案件的结局也许是不重要的，但停止清剿之时，皇上确是把责任推在了行省官僚身上，上谕称： “前因匪犯偷割发辫一事，传谕各该督抚，……乃始则因循贻误，不即据实入告，希冀化有为无。乃朕严切训谕，始行饬属查办。……可见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而实在首恶究属未得。徒使差役四出，滋扰闾阎，于政体殊未允协。此案现在竟可无庸查办。”（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并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前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山西巡抚等“俱着交部严加议处”。山东巡抚因刑求逼供、误导上司，被“恼羞成怒”的皇上降职，还有一批低级官员也遭到弹劾。次年，因一相关案件又有一批官员受到处罚，其中计有68个知县、22个知府、14个道台、32个按察使、29个布政使、26个巡抚、以及14个总督。这确像是一场“政治运动”了（本书中称之为“政治罪”），──所以作者说：“我相信这种运动在中国政治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即釐清、维持皇帝与官僚制度的基本关系”，──运动的对象，并不是那群可怜的流浪汉，而是官僚制度本身，──而只有在以非常的方式施展他的专制权利之时，皇帝才最不象是一个平庸的普通官僚（孔飞力，1985）。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它最早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种事当然不是第一次发生，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次事件“与长期以来他因官僚制度而产生的挫折感是相通的”。前一个“挫折”，大约是没收各地僧道（生活基本必需品以外）财产诏令的发出和收回（页152）。但是，更令皇上“不能释怀”的，却是乾隆初年在粮政上的一个“失误”。 那是发生在乾隆初年至十三年之间，皇帝曾作出重要的政治选择，确立了一个充满个人色彩的行政目标：为“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问题”（包括赈灾、济贫以及保证基本供应等），朝廷决定大幅扩大政府仓储。一时之内，多管齐下，如充实常平仓储、复开本色捐监、敞开收购余粮、议行田赋征实、破格赈贷救济等（清代人口统计就是为此建立起来的，在此以前清廷并不知道人口确数）。不久以后，全国粮食仓储数量就增加了几倍，达到一个很高的数字（孔飞力也说：“从在位初期起，弘历便……将自己的专政权力注入到官僚机器的运作中去”。不过，那时皇上踌躇满志的心态，看来与“叫魂案”时的疑惧惊慌却似有天壤之别了）。 可是新的做法却带来了官僚行政的混乱，许多措施都未能收到实效，反而引发了粮价上涨等等问题。乾隆十三年，朝廷不得不发动督抚会议，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并终于得出如下结论∶“众论颇以为采买过多，米价益昂。因思生谷只有此数，聚之官者太多，则留之民者必少”；“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认识到：“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米粮盈绌“总在转运流通，源源接济，方不致市价腾涌”；“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旋令各省常平仓谷悉照康熙、雍正年间旧额，其多贮者，以次出粜。 虽说如此，但对这一件事，——它们无疑都是18世纪政治史中的大事，——乾隆皇帝却是抱有一种“若有所憾“的心情，“他以后的许多行为都与此不无关联”（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六、七两章），——也许他心里想的正是：这到底是自己“决策”的错失，还是为地方官员的“无能”所致？ 众所周知，乾隆“整饬”官吏是发生在乾隆二十年前后，以前大约还没有过。这正是在“粮政事件”之后。在那以后，又发生过好几件事，可谓“积之既久”了。为此孔教授提出，他是不是在故意利用这次“叫魂危机”──使用一种“酷似今日的‘政治运动’”的手法（孔飞力，1985）──来整饬官僚，与督抚作斗争？──尽管这样说可能超出了证据的许可，前面提到的书评也说：叫魂案的隐性动机不容忽视。但说乾隆就是想利用叫魂案来调控“奴才们”的神经，使之纳入自己想象的“政治事件”的轨道，似乎又缺乏证据（《读书》1996：8，页54），──但说它是“其来有自”，相信也与史实相去不远。 既然如此，该书结尾作者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尽管他以为“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也就不足为奇。最后，孔飞力还对“历史前景”做出了如下的“预言”： “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这就直抒胸臆，而不仅是“借古讽今”了，——这里我们别忘记了，孔飞力教授一共出版过两本著作，其成名作就叫做《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引用书目：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译本，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1月 孔飞力：《从乾隆档案研究“封建专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论文，1985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杨念群：“在神秘‘叫魂’案的背后”，《读书》1996：8 （资料来源：《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