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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颇为矛盾的现象：即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反对基督教会，但在学术研究中学者注意到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过程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唯独很少有人研究它的反教对基督教会产生什么影响。王治心曾谈到：“说到更正教（新教），在1900年以后，与从前大不相同。”[1](P242)显然，王氏作为当时的教会史专家是感觉到了这种深刻的变化。不过，本文并不打算全面讨论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基督教会的发展状况，只是集中探讨义和团运动对基督教主要世俗活动即其教育事业的影响，从中透视反教运动与教会事业之间那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为义和团研究填补一点空白。 一、义和团运动之前的教会学校 19世纪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出现是传教士在华宣教事业的副产品，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自然结果。自从马礼逊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办学的先例之后，鸦片战争以来，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逐步在中国各地办学。19世纪五六十年代，教会小学大量涌现，70年代教会小学向中学过渡。据1877年第一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统计，当时已有中、小学347所，学生达5917人[2](P480)。80年代起，一些后来发展成著名教会大学的学院逐渐问世，如武昌的博文书院，上海的圣约翰书院，山东的文会馆、广文学堂，广州格致书院，南京汇文书院及通州潞河书院等。到义和团运动之前，教会学校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1890年统计，全国教会学校的学生从5917人增加到16836人[3](P732)。这些学校形成了清政府以科举为目标的教育体制之外，一个独立的现代教育体系。 不过，由于教会学校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末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首先，教会学校的创办起初只是某个差会，甚至是某个传教士的个人行为。所谓教会教育并没有系统的计划。这些学校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在办学对象和教育方针上彼此之间并无协调和合作，对教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虽然早在1879年的《教务杂志》中，传教士认为不同的差会必须联手办学[4](P467)，但由于教会学校各有其主办差会背景，传教士亦有不同的办学理念，在办学宗旨和行政架构上也不容易协调，联合的计划始终未能顺利推行。例如北京的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和通州的潞河书院(North China College)，虽然都自称大学，但师资力量和办学资源根本无法和西方起码的所谓学院相比。要克服这种困难，唯一办法就是联合办学。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两校就商谈过合并事宜，但因为两校的传统不同，汇文大学较早已实行了英语教学，并准许非基督徒入学[5](P19)；而通州潞河书院还没有开设英语课程，并且十分强调办学的宗教目标(5)(P31)。双方均怕联合后会丧失自己教派的办学特色，因此未能达成任何联合协议。另一个例子是广州的格致书院（Canton Christian Chllege，即岭南大学的前身），该校建立初期曾一度与培英书院(Pui Ying School)合并，但未几又分开了。主要的原因是两校的办学宗旨各不相同。格致书院本不隶属任何宗派教会，学校的宗教气氛较开放，且注重科学教育；但培英书院是属于北美长老会，十分强调宣教及神学，学校充满浓厚的宗教色彩。两校虽在1893年合并，但至1898年，再度分立[6](P19)。由此，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展虽较迅速，但在不同差会所办学校之间的合作上，却有很大的困难，成为中国基督教教育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 其次，教会教育完全不为清政府所接纳，甚至受到排斥。这一方面是由于从传教到教会办学，都是清政府因战败而不得不强咽的苦果，始终被官方看成一种异己的力量。另外从管理上来看，由于教会学校建立之际，清朝政府只有礼部专门负责掌管科举考试及选拔人才晋官事宜，并没有管理近代教育的机构，教会学校所提供的教育又无法与国家的考试制度挂钩，教会学校毕业生的资历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毕业生的出路受到很大的限制，很难在政府及地方机构中找到工作，只能集中为教会或教会机构服务；亦有部分毕业生因英语能力较强，转而投身在商业或外贸机构（洋行）工作。因此，教会教育在19世纪末中国社会中仍然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不过，清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倒并不完全排斥传教士。早自1860年代初，清政府在北京、上海及广州开办的三所同文馆，分别聘请了丁韪良(W.A.P.Martin)、林乐知(Young J.Allen)、傅兰雅(John Fryer)及哈巴(Andrew Happer)任教师。此外，传教士还就清政府的教育改革提出过许多建议。如创办登州蒙养学堂（即登州文会馆）的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曾建议由清政府在各城乡设立童蒙学（即幼稚园），以接收儿童入学，并强调儿童不分贫富贵贱，都应该有入学读书的机会。他亦提议在一府或两三府中设立一所文会馆，以实行较高层次的教育[7](P98)。林乐知也曾为清政府设计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学制系统：“即是童年6、7岁者必入初学塾，教以浅近各书；稍长，升入文学塾；更长，升入书院，此皆兼习各学者也。至升入博学院，则有分类专习之学矣。每一小乡镇必设初学塾，一塾不能容，不妨多设二三塾；一州、县及户口繁盛之大镇必设文学塾；一府必设书院；一省必设博学院。”[8](P140)这些传教士关于教育改革的言论对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革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过，他们对中国教育制度的影响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反观1900年前的中国教育，主流的思想仍然是停留在正式的科举制度上。新式的教育虽已逐渐为国人引进，可惜1898年的维新变革推行不久即又发生政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仍然掌握着朝廷的大权，推翻了维新派所建议的教育改革。因此，真正的教育变革只能发生在义和团运动之后。 二、义和团运动之后教会学校的变动 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的教育改革，促使教会学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01年8月2日清政府下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9](P76)1902年清廷正式废除八股文，并颁行张百熙草拟的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近代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1904年又颁布了由张之洞编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两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学制的颁布和实施，结束了传统的儒学教育及科举制度，确立了小学、中学、大学预科和高等学堂、分科大学的三级学制，为建立近代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1905年清政府又宣布废除在中国行之久远的科举制度。为了达成彻底的改革，清政府更锐意仿效西方及日本的教育模式，扩大自然科学及实用知识教育，引进西方历史、政治、数学、科学等科目。清政府教育改革使得先行一步的教会教育受到中国学生的注意和欢迎，掌握西方科学知识的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成为各地新学校争相接纳的人才，教会学校在社会上也备受欢迎。 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接纳传教士创办新的教育机构，扩大了基督教教育的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李提摩太参与创办山西大学堂。义和团运动中，山西被杀的传教士近200名之多，如何赔偿也就是运动后必须处理的首要问题。山西省新任巡抚岑春煊特意邀请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协助处理赔款事宜，因为李提摩太曾两度协助山东、山西两省赈灾事情，获得民间及官府的信任。李提摩太于是拟订了《办理山西耶稣教案章程》共8款，并建议用赔款兴办大学堂，以开导民智。其中第3条款说明规定：“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罚款的五万两，以十年为期，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通晋省人知识，设立大学堂教授有益之实学，使官绅士庶不再受迷惑，请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10]这建议经李鸿章和岑春煊同意，并决定把如何定课程、如何聘教习等，交李氏全权办理；十年之后，将大学堂归为省有，由政府接办。1902年春，李提摩太带部分从欧洲和美国聘请的教员到山西太原府时，发现当地官绅却有计划另设一官立大学，与李氏的大学堂相抗衡。为了避免浪费资源，李提摩太建议两校应合并办理，校内再分“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即分中、西学堂），这建议亦获巡抚岑春煊的支持[11](P84)。 由于早期西斋的学生质素较差，原先没有学过数学、物理、化学，对英语更是一窍不通，李提摩太初聘的外籍教师又多不懂中文，因此他便从上海、天津等地聘请了一批精通英语、文化素质较高的华人到西斋担任翻译，在学生与外籍教师之间担当中介。李提摩太从赔款经费中每年动用1万两银子在上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聘请美国、日本、中国的一些学者翻译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教科书，受到国内广泛的欢迎。为了提高西斋的地位，李提摩太规定西斋的教学分预科和正科两个阶段，预科学制3年，相当于中学水准；正科学制4年，相当于大学程度。他还倡议选派一批优秀毕业生到英国各大学深造，学习铁路、采矿、冶金、机电等实用学科。在国内，李提摩太也向清政府力争，建议凡预科生月考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的学生由巡抚委派考官进行毕业考试，及格者授予“举人”。大学本科学生完成学业后，可到北京的学部应试，及格者授予“进土”。这样便能将新式教育连接或取代旧式的科举制度了[7](P126)。 对于李提摩太没有利用山西大学堂作为传教的工具，不少传教士颇有微言，“指控李提摩太放弃了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的良好机会。他们不加思索地认为：对如此可怕罪行的惩办就应该将学校直接用于那为此来华捐躯的传教士们所想达到的目标。”[12](P62)但李氏却有他自己的立场，他所坚持的是“学术的自由”和“信仰宗教的自由”。在学术自由的大前提下，大学堂应该尊重教师与学生有信仰及讨论宗教的自由，教师也可以在课堂内教授基督教或讨论宗教，但当然不能强迫学生信教。李提摩太认为：“我们应该容让学生有绝对的自由去相信或拒绝宗教信仰，我们也应该容让教授们保有绝对的自由去教导和与学生讨论关乎宗教信仰的问题”[13](P27)。事实上，李提摩太的看法已获得到官方的谅解，至少以后再也没有人来反对或阻止他了。大学堂总教习苏惠廉(William E.Soothill)后来也补充说：“（虽然）大学堂开办以来，基督教神学从未列入大学课程中，但敦崇礼博士（前任总教习）却很满意他可以有机会在讲授世界文明时能讨论基督教所作的贡献。我本人亦很高兴能够在教授历史课时讲解不同宗教的历史，也有机会与学生、地方官员及领导讲解有关基督教的事情。”他还认为：“只要这所大学堂能够帮助当地官员、士绅、学者们消除他们对基督教的恶感，并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兼具学术与宗教自由的）形象，那是十分值得去做的事。”[14](P258) 1910年李提摩太到太原视察大学堂的工作，认为已有相当的成绩，应可提前交付清政府接掌，照样办下去。谁知北京的山西官僚，却从嫉妒而生反感，暗地改任曾留学德国的官员担当总教习，以图改变大学堂的教学方向。大学堂在1911年6月移交给清政府，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山西大学堂终于被迫停办。李提摩太在山西大学堂的实验虽然很快便告一段落，却亦一再证明传教士对中国教育的关注，并没有因为义和团运动而产生恶感。相反地，李提摩太开始了山西省新教育的改革运动。山西省的新式教育的发展较其他各省起步晚，但在大学堂开办之后，教育上的改革有明显的进步，山西大学堂后来更成为其他省发展大学教育的模范，尤其是在实用学科的推动方面[7](P128)。事实上，山西大学堂也成为山西近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义和团运动曾经引起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一般人容易以为义和团运动必然引起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憎恶，但事实上，义和团运动并未激起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憎恨，也没有削减他们来华宣教的“热诚”；相反地，它却在美国多所著名的大学内掀起了另一股来华传教的热潮，尤其是带动及激发了“学生海外宣教志愿服务队”来华从事教育传教的热潮。20世纪的最初20年间，来华从事教育传教的人士大幅度增加，原来也是与中国义和团运动有关连的。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雅礼学会”(Yale-in-China)的诞生。 “雅礼学会”于 1901年诞生。由于耶鲁大学基督徒学生热衷参与“学生志愿服务运动”，在1900年初的一次宣教会议中，几位耶鲁的学生提出须向海外宣教，并倡议重新成立“耶鲁海外宣教团”(Yale ForeignMissionary Society)[5](P125)。他们获得校方的支持，更得到毕海澜教授(Prof.Harlan Page Beach)的大力推荐，决定把中国作为耶鲁大学学生海外宣教团的第一优先地点。“耶鲁大学中国差传会”(Yale Missionin China)终于1901年6月25日举行成立大会，并推选了毕海澜教授为首届主席、德本康(Lawrence Thurston)为首届秘书。这一机构后来在中国的正式名称是“雅礼学会”，或称“雅礼中国协会”(Yale-ChinaAssociation)。“雅礼”一名就是“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在中国翻译出来的名称[15](P79)。 “雅礼学会”为何选择在华中开展工作呢？原来也是经过一番考察才决定的。义和团运动前，美国海外传教会曾差遣不少传教士往山西宣教，大部分均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事件后，耶鲁学生海外宣教团认为必须重新选定宣教地点及工作方向。于是，他们派遣了德本康来到中国考察。德氏认为当时山西的排外气氛仍然十分高涨，不适宜开展传教的工作。另一方面，德氏认为，宣教团在中国从事有关教育或医疗工作，更能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经过两年多的考察，终于在1903年6月20日的会议中，以25票对1票，决定选择华中地区湖南省的长沙作为耶鲁在中国工作的据点[16](P33)。雅礼学会在长沙办学的工作初时并不顺利，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在1906年9月开办一所中学，叫“雅礼学校”(Yali Union Middle School)，最初只收得学生24名。或许是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雅礼学校简介中说明：雅礼学会的教育方针是以“扩宽学生知识，塑造学生个性，培养对大清皇帝和国家的忠诚”为宗旨的。“（雅礼学校）虽然是一间基督教学校，但它是超越宗派性的，也不会强迫学生接受任何基督教教义”。在学校内，学生拥有完全的宗教自由或可参与任何的宗教活动[16](P49)。雅礼学校于1914年改称“雅礼大学”(Collegeof Yale-in-China)，1926年因内战影响并于武汉华中大学。另一方面，宣教团成员之一胡美医生(Dr.Edward Hume)也于1907年在长沙创办“雅礼医院”（Yali Court of Medicine，后正名为Yali Hospital），1908年增开护士学校。清政府被推翻后，胡美医生即与新政府官员及当地绅士进行洽商，共同推动中国医疗教育，更于1914年与湖南绅士章继诗的湖南育群学会签订一份《湘雅合作协议》(Hsiang-Ya Agreement)，共同筹建“湘雅医科大学”(Hsiang-Ya School of Medicine)，提供医疗、教育及研究课程[16](P182)。1927年医科大学改称为“湘雅医学院”(Hsiang-Ya Medical College)，1929年亦并入华中大学。 雅礼学会在华活动中心自1949年后转到香港，迄今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内仍设有“雅礼中国协会”及“中国语文研习所”(Yale-in-China Chinese Language Centre)，继续为促进中美两国学术文化交流发挥作用。“雅礼学会”从1901年至今，也有100年的历史了。 还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运动促成了中国教会大学的联合运动。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当中比较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义和团的排外态度主要是出于中国人的无知，对传教士的信仰不了解。因此，他们认为教会学校应积极推动教育事业，帮助中国人消除排外的心理。并且，教会学校必须互相合作，以促进中国基督教教育迅速而有效的发展[5](P105)。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确实带来了华北地区传教事业严重的破坏。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多有受到严重的毁坏，譬如北京的汇文大学和通州的潞河书院，校舍毁坏不堪，必须重新盖建。两校同时得到清政府的赔偿，于是考虑联合重建新校园的事宜。先是在1901-1903年间，北京的美国公理会、美国长老会和英国公理会等差会共同商谈在华北教育联合会(North China Education Union)内合作，决定将歌顿纪念神学院(Gordon Memorial Theological College)、洛克哈特医学院(Lockhart MedicalCollege)及潞河书院合并组成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华北教育联合会逐渐取得了不同差会的信任，成了不同宗派间在教育合作上的一个好榜样[5](P108)。后来的燕京大学就是由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在1919年合并而成的，其间自1901年至1919年近20年之久，经历无数次的会议、磋商及谈判。在联合的方式、细节等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在校名的确定及校长人选的聘任问题上[17](P50)，曾经遇到过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证明了联合基督教大学的运动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而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在达成联合差会／教会办学事宜上间接地担当了推波助澜的任务。 另一个案例是山东地区的几个教派所进行的教会大学联合运动。在山东各个差会中，美国北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在基督教教育方面的工作着力较多。1900年前，美国长老会在登州设立文会馆(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在济南也设立一间医学院(Medical College)；英国浸礼会则在青州建立了培真书院(Tesingchow Theological Institute)和广德书院(Tsi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这些教育机构在1900年前隶属不同的差会，互不统属。如前所述，虽然有些传教士提出联合办学及成立基督教联合大学的建议，但各个差会显然没有任何具体的联合行动。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冲击却成了促进联合运动的新动因，开始使各差会的联合行动成为可能。正如一位传教士的描述：“直到义和团兴起的年代，尽管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与毗邻差会的传教士有着极为友好的关系，但彼此都有界划明确的传教区域，各有自己的布道活动和教育工作。但是上帝……他用义和团的爆发让各个差会亲密地走在一起，给它们机会来计划新的合作事业。……他们就此形成了一种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18](P61-62)1902年6月13日，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均派代表出席在青州举行的会议，并共同草拟了一份称之为《联合教育工作基础》的文件。内容是彼此同意在经费平均负担的原则下，将三个学院联合起来。这三个学院分别是：属于美长老会的潍县人文学院（广文书院）、属于英浸礼会的葛罗神学院（即以前的培真学院）和在济南的医学院。这所联合大学命名为“广文学堂”（英文为Shantung Union College，直译为山东联合大学或山东协和大学），1904年改称为“合会学府”（英文为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直译为山东新教大学），联合大学仍分三科（即三个学院），分别在三个地方授课。位于潍县的人文学院仍称为“广文学堂”（英文仍沿用Shantung Union College)，位于青州的神学院则称为“神道学堂”(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位于济南的医学院则称为“共合医道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1909年又改称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英文为Shantung ChristianUniversity)。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英文的校名均是突出了“联合”（Union或可译作合会、协合及共和）的意思，表明这就是“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的特性之一。1915年，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校务委员会通过选用“齐鲁大学”（英文是Cheeloo University）作为校名，意思是说明这是齐鲁地区的大学[18](P126)。至1917年，校址才正式定在济南。 1907年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来华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中也有讨论关乎基督教教育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有关“联合大学”的问题。教育小组的主席是卜舫济博士，他在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已进入一个新教育运动时期，中国的基督教教育也是面临着莫大的挑战和机会。他建议不同的差会应该考虑联合资源力量，创办一所“超宗派性的联合基督教大学”(Inter-denominational Union Christian University)[19](P75)。这个建议引起不小的反响，但由于意见纷纭，不同的宗派差会有相当的自主性，以及传教士们又有各自的主张，最后大会结论认为“联合大学”的建议还需多些时间进行深入研究，教育小组只是呼吁各教会学校应跳出个别差会的传统局限，多与同一地区不同的差会合作，不应重复同样的工作，徒浪费宝贵的资源[19](P506)。虽然卜舫济博士所建议须开办一所“超宗派性的联合基督教大学”一事未能实现，但20世纪初仍有不少“联合大学”的出现，至少有不同差会的学校开始联合起来，走上了这条“协和”、“协合”的路途，譬如华北协和大学(NorthChina Union College,1904)、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North China Union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1908)、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University,1910)、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Union College,1916)等[5](P106-115)。这些联合运动都是发生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假若没有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我们可以相信：中国教会大学联合办学的运动不会来得那么容易，联合办学的运动所遇到的阻力将会是更大和更艰巨的了。 三、结论 总之，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外部看，基督教教育在庚子之后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传教土教育家亦能在中国新教育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从内部看，基督教教育获得了新的动力，一方面是美国学生志愿运动进一步关注中国，投入资源和人力发展中国的教育；另一方面则是教会学校自身加快了联合的步子，使教育资源得到优化组合，推动了基督教高等教育发展。当然，义和团运动对基督教教育的影响并非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运动期间清政府受到重创之后，被迫采取的开明政策间接推动了基督教教育的发展。这种因果的错位反映了历史运动中吊诡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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