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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曾国藩和袁世凯的中转站。他已经不是思想家，却仍然是士大夫和诗人。他和这两人的主要区别在于，他是一位世界级外交家。在他主持下，大清一度有希望融入国际体系。他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是因为他在朝廷当中的地位没有英国人希望的那么高。西方人和南方士大夫都对亲贵联盟的重要性都估计太低，大清不可能摆脱这个集团的绑架。或者不如说，大清就是这个集团。李鸿章虽然自以为和被以为重要，其实只是该集团的外围办事员，可以轻易牺牲。他对日本的崛起早有预判，但朝廷拒绝调整战略重点。这是甲午失败的主要原因，罪责却落在他头上。他确实负责许多责任，任人唯亲、腐化低能都是事实，但前述的布局如果不能改变，即使北洋舰队得到更多拨款，至多不过推迟失败的时间。甲午战败，意味着恭亲王-曾国藩体制全线崩溃。 甲午战争是近代史的节点，也是庚子的根本原因。庚子造就了远东条约体系，后者又决定了东亚近代史的走向。在后者的格局下，民国的内部事务基本上起不了决定路径和方向的作用。甲午以前，湘淮军集团在朝。甲午以后，八旗亲贵卷土重来。后者的认知世界停留在康熙乾隆年间和三国红楼世界，也就是说庚申火烧圆明园以来交的学费全白交了。李鸿章垮台导致南方士大夫群龙无首，康有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直升飞机式崛起。南方的年轻人胆大妄为地提出大清和中国不是一回事的学识，直接导致了戊戌的大祸。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庚子是戊戌变法的反动或亲贵对南人的反扑，反西方只是打击南方人的借口，因为说服慈禧下手，必须使她相信这些人都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代理人。所以李鸿章才会愤怒地说：“臣亦康党。” 清室对南方人一直充满猜忌，没有日本天皇和武士那种相互认同的关系。满文档案等于是私房话，证明他们对朝鲜人都更加信任些。八旗是一个特殊共同体，并不把现在所谓的中国当做自己的共同体。八旗对西方的态度不同于李鸿章和南方士大夫，构成了庚子的伏脉。儒家最初接触西方，说了许多不谨慎的话。例如美国犹如唐虞，华盛顿堪比尧舜，威斯敏斯特有三代先王之风。八旗的猜忌自然有增无减，李鸿章的垮台导致缓冲力量消失，双方短兵相接。在八旗看来，李鸿章已经是敌对势力了，希望借着义和团的机会，把他一起杀掉。在康有为集团的眼中，李鸿章已经太保守了。 庚子谈判是李鸿章的回光返照，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他好强不肯认输，属于那种“把蜡烛两头点燃”的角色。亲贵和革命党毫无道理地指责他是汉奸，可是外人的纪录恰恰相反。他最喜欢在外人面前摆架子耍威风，超出外交惯例允许的程度。他在《天津条约》的谈判中，对伊藤博文颐指气使;甚至在马关一败涂地的谈判，也没有忘记倚老卖老。日本人不愿意破坏彬彬有礼的形象，对他极其不耐烦，却只能在内部文件上抱怨。他在《中俄密约》的谈判中，当着维特伯爵的面侮辱布哈拉埃米尔，让主人下不了台，然后得意洋洋地扬长而去。“中堂脾气”在晚清官场内赫赫有名，却颇有原则，对在任官员极不客气，对白衣士人彬彬有礼，没有辜负最高级的儒家修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