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与父亲冯友兰
    我写过的最多的一位作家应该是宗璞，长文短文，乃至于干脆连文带画一起拿去发表。我写大姐的文章她都看，都有回应，也曾提出意见，但总的来说，她读后都是高兴的。
    拣出一封大姐1982年12月19日给我的来信，其中开头一段是：
    心武贤弟：
    长篇会上匆匆一会，现已过了快一个月，已是青阳逼岁除了。很愿你来谈谈，想来你也是忙极。令堂身体好些否？我过些时一定要来看望的。写得顺手吗？古人云：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我觉得这话真中肯，所以我们该知人心，写人心呵。
    信中所说的“长篇会”，指那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那时茅盾还在世，他以作协主席身份主持了那个座谈会。那时候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相继繁荣起来，但是还缺乏新的长篇小说，因此开个会促进一下。那时候我和宗璞都还只尝试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创作，都还没有写出长篇小说。当然，宗璞大姐不但年龄比我大，写作资历也比我长而且早有建树，她1956年写出的短篇小说《红豆》是一朵奇葩，1957年的时候遭到批判，不过还算幸运，没划为“毒草”而定性为“莠草”。
    接到宗璞大姐这封信以后不久，我就幸运地从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了一个专业作家，直到1986年夏天又调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才结束了专业作家的身份。北京市文联那时的负责人，要求专业作家报创作计划，对中青年作家要求比较严格，不但要求报出所拟创作的题材样式，还要求根据所报题材列出深入生活的具体打算。我那时报的是“北京城市居民生活题材”，要求文联开介绍信给当时的东四人民市场（原来叫隆福寺百货商场），我好拿着去联系，在商场里体验生活。
    没想到我报出的创作计划令当时的文联主要领导不满。他绝对是个好人。完全是为了爱护我。他认为我那样年轻，不冲到工农兵第一线去，不去书写工厂、农村、战场的火热生活，却要深入闹市的商场，未免太那个。他对我创作计划的訾议，使我有些紧张。
    好在那时王蒙不但兼着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也在北京市文联兼着领导职务，那位北京市文联主要领导便就商于王蒙，说你看刘心武报的竟是到百货商场去体验生活，希望他也能劝我还是改换计划，去工农兵一线为好。没想到王蒙的意见却是：城市市民生活也可以描写，百货商场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心武既然有这样打算，就让他去尝试吧。这样我才拿到去往东四人民市场的介绍信，先由市场宣传科的人士接待，听取宏观介绍，再经他们牵线，结识了几位售货员、仓储员、司机，蒙他们不弃，得以逐步进入他们的家庭、邻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在这个过程里，我跟宗璞大姐讲出我的初步构思，并告诉她已经开笔，所以她在来信里问：“写得顺手吗？”
    我那时开写的，就是我的第一部长篇《钟鼓楼》。我那时就问宗璞大姐：“你构思的长篇小说是什么呢？何时开笔？”她笑说并非专业作家，毋庸报什么创作计划。大姐这封信里勖勉我“知人心，写人心”，在我创作《钟鼓楼》的过程里，成为我的座右铭。《钟鼓楼》里出场人物甚多，我每刻画一个，就努力去进入其“心思”。小说接近完成时，已经是1984年春天。在1985年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钟鼓楼》竟获了奖。
    宗璞大姐1988年出版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部《南渡记》，2001年出版了第二部《东藏记》。《东藏记》出来以后，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一个研讨会。那时候我已处于赋闲的边缘状态，形成了我不参加任何会议的常态。但大姐给我来了电话，全然是没商量的语气：“心武你要来啊！”我只好赴会。那个研讨会主流、非主流去了很多人，我发完言就离席走了，也没跟大姐握别。到后来，《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我以为是实至名归。2009年，大姐又推出了第三部《西征记》，她寄书给我后，通电话时要我将读后感“据实道来”，我便无遮拦地报告一番，她嘱咐：“你要写文章啊！”我很乐意，于是写出了文章发表。最近跟她通电话，问第四部《北归记》的进展，她目已眇，耳已背，更时时晕眩，却表示还在点滴推进。她虽然采取口授、助手打字的方式进行，但告诉我不能说成是在“口述小说”，还应该说是在写小说，因为思维完全是书卷式的，助手打完了，包括标点符号，她是要逐一细修细校的。她把《北归记》的主旨向我道出，令我震动。是大彻大悟的笔墨。
    我和大姐都热爱《红楼梦》，但我们分歧甚大。《红楼梦》里她最喜欢的人物是薛宝琴。大姐对我的“秦学”、“揭秘”勉强可以接受，对我认同周汝昌先生那曹雪芹笔下黛玉结局为沉湖，却绝不苟同。红学所校注的一百二十回本子第三回回目后半句是“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大姐不止一次跟我议论说，黛玉对父母是十分孝顺的，怎么能忍心说她“抛父”呢？而且，她进京都，是父亲安排的，非要用“抛”字，也只能说是父亲将她抛往京都啊！人们都知道宗璞是大孝女，为维护父亲的名誉尊严，她曾不惜“硬碰硬”地去源头索求解释。一家出版社曾出她的小说选，慈父为她作序，我记得序里写到宗璞在清华求学时曾指挥歌队咏唱，头上戴顶法兰西帽，将手中小木棒一挥，歌声顿起，令为父的十分欣喜。但那家出版社却在付印前将那篇序紧急抽掉了，事前也不跟大姐打个招呼。后来汇寄稿费，却又并不寄到她所供职的外文所或她的居所，而是偏偏寄到北大哲学系写上她父亲的名字再转她。这些做法对大姐的伤害是很深的，她曾跟我叹息：“出这本书从头到尾都令人不快。”大姐和我谈起，我们都喟叹自己毕竟也还是“陋于知人心”。
    跟宗璞大姐交往是可以完全不动脑筋，不设防，以童稚思维语言也无碍的。人性真的太深奥。我把“陋于知人心”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为的是激励自己在未尽生涯里继续修炼“知人心”这门艰深的功课。现在想想，有几个如宗璞这样的人，能包容我的错失、疏漏、失态，欣赏我的个性，这一世，也就不枉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