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国艺术史学会”成立当天，马衡 (左12)、徐中舒(左17)、梁思永 (左9)、朱希祖 (左8)、胡小石 (左10)、商承祚 (左6)、滕固(左3)、常任侠 (左2)、张政烺 (左11)、胡厚宣 (左7) 等合影。
    张政烺先生生前我称他老人家“张伯伯”。他与我父亲胡厚宣先生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同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最后又同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职。
    现在我个人所见张伯伯与我父亲最早的一幅合影，是在1937年5月18日史语所南迁时在长沙“中国艺术史学会”成立当天所摄。照片中有我父亲在北大的老师马叔平先生，在史语所的老师徐中舒、梁思永先生，前辈朱希祖、胡小石，友人商锡永、滕固、常任侠，张伯伯也在其中。“艺术史学会”概由滕固发起，早先，我父亲曾写有一篇“全国第二次美展”《中央研究院殷墟出土展品参观记》，收入滕固编的 《中国艺术论丛》，而张伯伯藏书中亦有一册滕氏所译 《先史考古学方法论》。
    张伯伯有一幅照片，摄于南京鸡鸣寺史语所楼前，丁梧梓先生站在其后。1998年5月振宇赴台参加“甲骨文百年会”，其间曾往石璋如先生办公室，因为石老伯母校河南大学百年庆典，拟由振宇写一 《石璋如先生与商代文化研究》 (后刊于 《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把初稿请他过目，顺便我也向石老伯询问有无早年照片，因为殷墟发掘之时，石先生专门负责照相。待我离开史语所时，石老伯交我数张照片，其中一张背后注明是我父，但我却看照片中人极似丁声树先生。回京后，我拿着这张照片去协和医院看望张伯伯，顺便请他老人家帮忙辨认，那时张伯伯还能言语，却只是瞪大眼睛专注地看了半天，若有所思，未发一言。
    张伯伯晚年时常与我父亲共同出席各项活动，有时我也陪同一道，这期间曾聆听许多张伯伯的高论。因为两位老人是自青年时就相识，所以无话不谈，张伯伯也不拿我当外人，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人物的评价，自己的经历，以至戏剧时尚等等，都有涉及，且句句大实话。振宇今日还能回想起张伯伯谈话时的语调神态及动作手势。
    1994年初，在台北的史语所召开“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研讨会”，特邀所中在大陆的前辈张伯伯及我父亲两位。而振宇获准陪同前往，在我们刚抵台北机场时，前来迎接的史语所管所长就特别转达两位的老友陈槃庵先生之邀。当我们前往陈公馆探访时，陈先生已不能言，概由陈夫人代为转达，张伯伯见到老朋友，还趋前说道：还认得不认得？ 其间又问起陈先生的家乡老弟的情景。陈先生精心准备了礼物。送给我父亲的是他的名著 《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考稿》，送给张伯伯的是亲作的诗 (陈先生早年在所中就有“诗人”之称)。临行时史语所方答应可帮邮寄获赠的书籍，张伯伯还一再叮嘱，内中有珍贵的诗作。不知陈先生硬笔书写的诗作今日是否尚在。
    近年来，我在整理父亲的著作时，也翻检出数封父亲保存的张伯伯来函。文如其人，字里行间显露出张伯伯的性格，如说乙编下辑，“此书中有用之材料不多，颇使人失望，反不如续存”。读到 《殷墟发掘》，称“看到许多金文拓片，尤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但“可惜图卅一排版误倒，为美中不足”。真就像傅斯年先生说的，是“最critica1”的。
    张伯伯的书法，是他自认为得意的，他也同我说过，认定“书法家”，启功可以给出证明的话语。我也曾想讨一幅墨宝，张伯伯总是笑着说：我们是自己人，回去再说。但回家后，又各忙各的，终究没有下文了。张伯伯的书作中，写甲骨的不多见，我个人也仅见三幅，北大文研院正在举办的“张政烺先生学行展”展品中得见第四幅。美国已故吉德炜教授有一幅，是1987年安阳殷商史会上所为，挂在他的家中。相同内容的范毓周也有一幅。其中有“我来学习”的字句，我想这也是我参加这次纪念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