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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流行的说法，认为“康有为领导戊戌变法”（如何金彝、马洪林著《大儒列传：康有为》第65页）。这严重违反史实。这是后来康梁宣传炒作编造的假象。实际上，1898年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的核心、主力是光绪帝周围的一品帝师翁同龢（1830—1904）、御史杨深秀（1849—1898）、二品侍读学士徐致靖、陈昭、文廷式等“帝党”重臣，而当时的下级六品官康梁只起了参谋（智囊团）、秘书（笔杆子）的辅助作用。 我经过多年的仔细考证（各方面史料）和反复思考（各种说法），特来揭示这一重要的历史真相。 （一）杨深秀最早在朝廷呼吁维新变法 戊戌变法是清皇朝的自上而下的宫廷改革。这场改革的发起者、主持者乃是效忠光绪的“帝党”上层官僚集团。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97年12月30日) 大臣杨深秀被授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第二天，他就向光绪皇帝呈上《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阐明“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监察御史杨深秀的首封奏折在朝廷引起震动。这是在胶州湾事件之后，光绪帝从维新派方面直接听到的最早的变法呼声，比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要早两个多月。正因为此奏折提出的变革祖宗成法的问题至关重要，很快被军机大臣们依照惯例，送交慈禧太后过目。据清官军机处档案记载：“本日御史杨深秀奏，时势艰危，谨贡刍议折，奏旨存。谨将杨深秀折恭呈慈览。”这个至关重要的呼吁维新变法的奏折，当时仅为六品工部主事的小官吏康有为并没有可能参与。 后来梁启超在《戊戌六君子传·杨深秀传》中所述“康有为代拟”的奏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档记载，杨深秀以御史身分代康有为呈递的奏折是《请联英国，立制德氛，益坚俄助折》，于三日后（1898年1月l日）才递上。康有为的这个外交奏折跟戊戌变法没有多大关系。 所以，最早在朝廷上呼吁变法的是御史杨深秀大臣，而小官吏康有为根本谈不上“领导戊戌变法”。 （二）《明定国事诏》的颁布过程 戊戌变法的正式开端是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 1898年1月23日，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局艰难，提出自己的变法设想，在场者竟无一人发话。翁同龢看到这些人如此麻木不仁，非常气愤，大声疾呼：我国正遭蚕食，昨日德国占胶澳，今日俄国索旅大；明日英，法、日本接踵而来，如此下去，国将不国。皇上为挽救危局，力主变法，“吾侪身为朝廷重臣，稍有心性，岂能对此无动于衷？”这番话刺痛了满清王爷奕訢，他当天就密报西太后，攻击翁同龢“诱惑皇上，别有用心”。由于顽固派利益集团的阻挠，光绪帝的变法计划再次受挫。5月31日，奕訢亲王病死，维新派少了一块绊脚石。翁同龢力劝光绪帝不失时机着手变法。6月1日、8日，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分别上疏光绪帝“请定国是”。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帝：“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颁发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宣布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为清王朝的国策。由此开始百日维新。 当时的下级小官吏康有为，并未能参与上层的这些决策。因此，他没有资格“领导戊戌变法”。 （三）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并不是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 曾被大肆渲染的康有为著作《新学伪经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于1891年）和《孔子改制考》（出版于1897年）存在两大问题。 首先，学者们新的考证结果表明，康有为的这两部著作的许多资料，取自于张之洞门生廖平的《辟刘篇》（1886年手稿）和《知圣篇》，甚至被指斥为剽窃。因为梁启超透露：康有为预先确实看到过廖平的手稿。 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书的价值被蓄意抬高了。 康有为所谓“托古改制”的学说，多出于主观臆测、牵强附会，有些地方更是胡搅蛮缠。谈不上什么科学分析。今天看来，并没有太高超的学术价值。而实际上，在当时也并不构成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或“指导思想”。 要说当时对于维新变法的实际作用和理论意义，那么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书，要比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影响大得多。 （四）“公车上书”乃为当时各地举人共同的爱国行动 所谓“康有为领导了公车上书”，是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 所有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几乎都有康有为于1895年5月2日发动“公车上书”的记载；虽曾有人提出异议，却未引起重视。事实上,康有为当时虽然起草了上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也未送至都察院，更没有交到光绪帝的手中。因此，康有为的所谓“上书”，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也被明显地夸大了。 根据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张建伟《温故戊戌年》等著述提供的史料，1895年5月，康有为所谓的由他个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假的，人数是虚拟的，（这个人数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牛皮越吹越大了！） 实际上康有为当时并没有真正实行“上书”！他只是在松筠庵门前联络了一些各地赴京的举人（不可能有三千人），商议准备上书。但终究没有实行。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考中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功名就会取消，于是他临阵退缩了！史料的铁证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与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记录。 康有为并未领衔所谓“公车上书”，而那一天各地举人和官员总共上书达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那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 后来，康有为刻意编造自己的“光荣历史”。现在已经可以搞清楚，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乃为当时全国各地举人共同的爱国行动，并不能全部记在康有为的帐上。 ［附录］康有为是善于权术的！他流亡到海外，清朝慈禧太后已经鞭长莫及，管不着他了。而康有为在几百万华侨（以广东原籍为主）中间，依靠假造的“光绪帝衣带诏”，组织“保皇会”吸引华侨入股。他算计：每股只收2圆，若有10万股，就是20万圆；若有100万股，就是200万圆！ 果然，保皇会在海外华侨中间募集到100万美圆的基金，给了康有为10万圆，作为他“游历各国、考察政治”的费用（据《康有为家书考释》香港汇文阁1979年版13页） 陈明远 陈明远的博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