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治时代的日本开始了对西方文明的引进和学习，科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和日本日后的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治时代的日本科技政策是怎样的呢？它们又是如何鼓励科技创新的呢？ 道格拉斯·诺斯是西方著名的经济史泰斗，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诺斯强调技术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制度变迁决定了科技的发展。本文将诺斯的观点应用于日本近代史中，探讨明治时期科技政策对于创新的解放，以求对我国科技创新有所启示。 一、江户时代的制度环境对科技创新的压抑 始于1603年的江户时代，幕藩体制和闭关锁国是两个明显特征。这两种制度对日本当时的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江户时代幕府机构完备，将军是最高统治者，他不仅直接管辖着全国最优质的土地（“天领”）和主要工商业城市如江户、京都、大阪等，还控制着货币铸造权和对外贸易权。同时，将军将剩余的土地分给二百多个“大名”，大名领地称为“藩”，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封建体系，既具有中国传统社会中央集权的特性，又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地方分权”有几分相似，这就是“幕藩体制”。 江户时代日本技术有所进展，但当时社会风尚冷淡。在依靠幕府强权建立起来的“幕藩体制”下，各藩为防止自身技术的外流采取了严格的措施。由于体制的限制，保密是发明者唯一的自救之道，如果任何新发明可以被随意模仿而没有补偿，便将阻止资源对任何研究和发展的投资。当时关孝和比欧洲更早发现了行列式，圆周率和球形体积的近似算法也被他解决。不过他并没有将这些方法公开，未能形成一个学派性质的组织。此外，新发明在民间约定俗成的“一子相传”（把学术、技艺上的创造只向自己孩子中的一人传授），也阻碍了发明的流通和进一步的完善，导致社会整体技术停滞不前。在工商业领域，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座”、“组”，或“株仲间”是工商业发展的单位，它们向幕府或藩缴纳一种叫“冥加金”的税获得专利而垄断技术和营业权。所以新发明的收益向社会扩散受到了阻止，这样，不仅经济生产力的提高延缓了，技术交流而带动的共同进步的几率也大大降低。 所以，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分割了市场，造成规模效益缺失。其制度环境不鼓励以适当的社会规模进行研究，即没有有效的组织刺激技术创新，但是科技上的改进并不完全缺乏，这一方面来自人们天生的发明欲，对于横亘在面前的难题的求索精神；另一方面来自闭塞的状态，一旦个体改进生产手段的尝试能够收到成效，将在竞争中立足，因为其他人无法知晓和利用这样的改进。 另外，江户时代实行了双向性的闭关锁国，既禁止日本人渡海出国，也对国外船只进行限制，长崎是唯一被允许停靠的港口，各藩只能与中国清政府和荷兰发展贸易。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与海外多有往来，传教士和商人是日本的常客，幕府也派出“御朱印船”到南方从事贸易。不过为了垄断海外贸易的利益，禁止基督教的传播，幕府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后来，更颁布了《大船禁止令》，严格限制造船。限于这种固步自封的境地，海外新技术、产业、知识的传播由幕府主导，商品流通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国内市场。 诺斯曾提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没有外在的竞争压力，政府对现有的组织进行改良的动力不足。闭关锁国后，幕府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较少，他们所接触到的只是欧美等国具体的技术，而不是支撑它们的科学体系；因此，他们对自身制度环境加在科技上的桎梏鲜有认识，解决问题，建立效率至上的组织的欲求自然不足。 二、国家意义上的统一推动了创新的进步 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明治新政府成立。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彻底结束了日本长期封建割据局面。这一重要举措的影响在于，日本已不像江户时期以各个藩为政策的执行者，而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贯彻政令法规。政治上的改变使市场范围扩大，也使科技制度的规模效益得以实现。 首先，明治政府雇佣外国人，引进技术，在采纳其意见时，并不偏向某一个国家，而是根据其国家的技术是否是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日本的文部省选派留学生出国。后来外国人的职位逐渐被留学人员所接替。 其次，发展本国教育，培养人才是明治政府的重中之重。1871年政府设立了文部省，日本的教育制度开始发展。1877年，东京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诞生了，随后，很多大学相继出现。此时日本大学的特色是注重技术性专业。当时欧洲多认为理学、医学比工学基础，而日本把工学看成与它们处于同等地位，大学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可以大力促进民间工业的发展。 最后，建立工部省和内务省，以“殖产兴业”为目标，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工部省多经营矿山、工厂，兴建铁路，而内务省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倾向于向民间普及技术。 因此，日本政府建立的有效组织，早已超越了诺斯所说的经济组织，且包含政治因素在内。明治维新将日本整体融合起来，不仅因为市场统一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而且能将科技政策运用到每一个角落，使它们成为国家的意志，这种效率的提高对于日本的进步意义明显。 三、民间产业的成熟是对个人努力的激励 明治政府将工部省和内务省的工厂下放到民间，期冀消灭官办工厂带来的赤字。日本对于民间产业的支持是多方位的：一是日本成立了负责产业政策的农商务省，对民间经济行为指导和监督；二是日本将原本在政府注册的技术人员转移到民间，为民营的企业和工厂提供充足的人才。 明治政府的这一远见卓识，收效甚大。甲午战争前后，以民间资本为载体的轻工业，如纤维工业，已初具规模。官办企业有国家作为后盾，不十分在意市场竞争的成败和利润的追逐，而民间产业关乎到参与者本身的利益，工厂的成功与否与个人付出的努力息息相关，因此工厂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加紧了新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以保持工厂运行的高效。日本将官办工厂下放到民间，对于技术发展效率的提高和人才的使用起到积极作用。从1897年起，日本开始建造八幡钢铁厂，它先引进德国高炉，但进展不顺，相应的德国人和日本技术员被中途退职。经过不断试验，1905年高炉炼铁获得成功，并成为以后日本重工业技术的中心。在民办企业的推动下，钢铁业、煤炭业与电力业等重工部门快速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如日本利用电力的时期几乎与欧美相同。 而与清政府洋务运动相比，清政府的工厂多以官办或官督民办为主，造成了垄断或寡头，如初期造船厂只有福州船政局，因为没有引进竞争，效率低下，政府为洋务企业贴补了大量的资金，承受着巨大的财政负担；衙门式的管理方式，洋务企业中人员的升迁不单单靠技术、管理，有时要依赖人际关系，这埋没了大批人才。 四、专利法的实施——个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 按诺斯的理解，“任何创新都意味成本太大（或大损失的可能性）便不可能发生，直到私人收益率增长到足以使冒险活动保持一试为止”。“制造工艺的改进可能是在意外情况下也可能是经反复试验后进行的，但只要这种改进的收益立即为其他所有制造者得到而研究的成本又高于制造者从中得到的个人增益，那么‘研究’便不会进行。不过如果能保守改进的秘密或者能保持一种垄断即专利权的话，那么便会使潜在的个人利润增加，因而研究费用高得多也不妨承担。”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可以为技术发明提供激励。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了社会利得而用私人财产和时间冒险。1624年英国的专利条例率先将知识的产权固化，从此专利制度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模式。1883年的巴黎会议上，欧美诸国签订了保护工业所有权的国际公约。 1884年日本公布了商标条例，翌年设立了专买专卖等面向国内的专利制度。1899年，日本以改变以往与国外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为条件，完善了意匠法、专利法，并加入巴黎公约。1905年实用新法案的出台，更大维度地确立了工业所有权。日本的专利法为知识财产的所有权提供了合法的依据，自江户时代出现的一些对于个体的奖励内在化为制度，潜在的社会收益可以由团体或个人来实现，日本的社会技术既摆脱了无保障状态，又避免了“搭便车”行为（一种发明被别人仿效而得不到任何赔偿），并逐步变成日本工业化的契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