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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杨天石，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季我努学社顾问，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等。杨天石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作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二十余种。 陶成章是革命者，他脚踏实地、艰苦朴素、坚毅果敢，注重联系下层会党，这些是其突出优点，但是，他在思想、性格上也有严重缺点，对此不应该曲味辩解。 首先是“独行主义”。这是陶成章在致吴稚晖函中给自己戴的帽子，其意为喜欢单干，不愿意也不善于和别人合作。在《浙江纪略》中，陶自称“浙人素多个人性质，少团体性质，其行事也，喜独不喜群，既不问人，亦愿人之不彼问”。 其次是猜忌多疑，心胸狭窄，将主观设想当成客观事实。他和徐锡麟合作，徐投身官场，企图打入清朝内部，陶成章久不见徐的动静，就怀疑徐的志节有变。赵声于黄花岗起义后在香港病逝，陶成章却怀疑为被毒。对孙中山的许多攻击，很多也是出于猜测和怀疑。 徐锡麟像（资料图片）  第三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和别人。他常常高估自己，低估合作者。例如，他以自己能布衣草鞋深入浙东、联络会党自傲，却无视其他革命党人在其他地区、其他方面的活动。在致吴稚晖函中，他曾说：“吾且不必论其谁是而谁非，但问其谁在内地往来运动而已。”这就是以自己的强项傲视侪辈了。因此，在《布告同志书》中，他之所以用首要篇幅细述本人革命经历及其在浙东内地的活动，正是为了将孙中山及同盟会诸人比下去。在重建光复会时，他对章太炎说：“逸仙难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逸仙难于图事”一语，可见他对于孙中山的轻视和鄙视，这是严重背离事实的。 1909年，孙中山在伦敦与吴稚晖父子合影留念  第四是思想偏激，感情用事，在判断事物性质时易于夸大其词，上纲过高。例如，1907年，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日本政府改为赠款劝离，是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的友好表示。孙当时无权无势，在此前后也没有对孙提出任何利益要求，因此，双方关系并非“贿赂”与“受贿”关系。张继、刘师培、陶成章当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将孙中山接受赠款视为“受贿”，在东京游行抗议，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左倾”激进病，自然是不妥的、错误的。由于思想偏激，行动上常常不顾大局，鲁莽行事，动辄决裂、散伙。由于陶成章自视高明，黄兴怀疑陶之所以对孙中山“极力排击”，是“欲自为同盟会总理”，不是毫无原因的。 在日本的陶成章  晚清时期，群雄并起，陶成章自立组织，在参加同盟会后要求更换同盟会总理，甚至在要求被拒后，恢复原组织都是正常的、可以允许的，不应过加责备。但是，在同盟会已建，迫切需要巩固、发展的情况下，陶成章没有过硬事实和确凿资料，就轻易发布《七省同盟会员公启》，污蔑孙骗取总理。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已经被推为临时大总统后，陶成章仍然诬孙“骗取总统”，无论如何都是个严重的错误。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朱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