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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有一位抗匈名将，论骑马射箭，技能远远胜过卫青和霍去病，但他的命运却远远不如他们通达，驰骋沙场、打击匈奴这么多年，汉武帝却始终没有封他为侯。 这位将军是谁?汉武帝选才任人存在不公平吗? 唐代诗人王昌龄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诗中所谓“飞将”，指的就是汉武帝时期的“飞将军”李广。王昌龄说如果有李广这样的将军把守边关，胡人就不敢轻易进犯。  李广不仅射箭技术高超，骑术也非常高明。 公元前129年，在出击匈奴的战役中，李广受伤后被生擒。匈奴人把两匹马用绳索联结起来，把李广放在绳索上面，相当于一个担架。 李广躺在上面装死，发现旁边有一个匈奴人骑着一匹好马，李广噌地一下腾跃起来，正好落在这匹马上，并且夺了匈奴人的弓箭，又一把把他推下去，边驰马边引弓，狂奔数十里，跑了回来。 匈奴因此赠送他一个雅号，叫“飞将军”。  李广夺马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 这样一位有才能、有胆识，和匈奴打了一辈子仗的名将，汉武帝却始终没封他为侯。所以有个著名的成语叫“李广难封”。 同样是名将，卫青不仅自己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三个儿子也都被汉武帝封侯。这样难免就会有人批评汉武帝不公平。更关键的是，李广最后一次出击匈奴，是受卫青辖制，正是由于卫青的压制，改变战略部署，最终导致李广的死亡…… 公元前119年，李广跟随卫青出击匈奴，担任前将军，属于先头部队。这一年李广六十多岁了，已经与匈奴交战七十余次。但这七十余次战役，都没有给李广带来立功封侯的机会。 本来这次出征之前，汉武帝觉得李广年龄太大，不想让他再带兵。但李广求战心切，一心想建功封侯，再三请战。汉武帝最后答应了，让他跟随卫青。  但没想到，这一次出征不仅没有替李广挣回一个封侯的机会，还成了这位老将军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卫青率领军队出塞以后，打探到单于所在的方位，决定主动出击。按照原先的队形，李广是前将军，很有可能与单于率领的匈奴军队正面相遇。 但卫青在发兵之前，却改变了战略部署，让李广的前军与右军合并，取东面的道路行军，由卫青自己和另一位将军公孙敖一起对阵单于。这样李广就没有正面挑战单于的机会了。 李广对这个改变很不满意，认为卫青剥夺了他立功封侯的机会。  那么卫青为什么要改变战略部署呢?他有两点考虑： 第一，早在出征之前，汉武帝就私下告诫过卫青，不要让李广独自抵挡单于的军队。 因为汉武帝已经发现，李广这个人名声很大，个人能力很强，怪就怪在一辈子下来老是打不了像模像样的大胜仗。 第二，让公孙敖取代李广，也夹杂卫青的私心。公孙敖正好在上一次征战匈奴的过程中战败，失去了侯爵，卫青让公孙敖和自己一起对阵单于，是想让公孙敖重新有一个封侯的机会。 李广尽管不满，但在卫青的强压之下，只能和右将军一起从东路进军，结果迷了路，没有按时和卫青率领的大部队会合。  卫青和单于打完一仗，往回走的时候才碰到李广。按军法，这就得查问，是怎么迷的路，为什么没有按时和大部队会合，该由谁负责? 李广本来就为改变部署的事窝了一肚子火，现在又出这么一个差错，心中的愤懑、烦躁可想而知。于是就对卫青派来的人说，别再问了，所有责任都算在我头上，我自己去找大将军。 李广到了大将军幕府以后，就对自己的手下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自己一辈子跟匈奴大小打了七十余仗，这次有机会跟随大将军对阵单于，但大将军却改变我部的行军路线，让我走一条迂回辽远的道路，这又赶上了迷路，难道是天意要捉弄我吗?我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不能再到监狱里去受狱吏的侮辱。 说完这段话，李广就拔刀自刎了。威震匈奴的飞将军李广，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里，用生动而饱含感情的文笔描写了李广的一生，塑造了一个本领高强却一辈子郁郁不得志，最终竟含恨而死的悲剧英雄形象。 李广这样身怀绝技的名将，和匈奴打了一辈子仗，为什么始终封不了侯?卫青和霍去病，论本领不见得比李广强，为什么都年轻轻的不仅封了侯，还在朝廷上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这难道仅仅用命运不公就能解释吗? 卫青、霍去病不仅和汉武帝沾亲带故，而且司马迁还在《佞幸列传》里点了他们的名，属于男宠行列。按照这个思路，李广就是汉武帝任人唯亲的牺牲品。 那么卫青和霍去病取得的功绩和地位，跟他们本人的能力完全不匹配吗?我们不妨将卫青和李广做一个比较。 第一，看这两个人的个人技能。卫青虽然很擅长骑马射箭，但肯定不能跟李广比;李广在骑射武艺上，在当时应该是最优秀的，盖世无双。 第二，看带兵的方法与效果。卫青能够善待士卒，有功劳乐于和属下分享，所以得到部下的拥戴。 李广呢?李广对自己的部属也非常尽心，得到的赏赐经常分给部下，在边外行军和士兵同甘共苦，军士们也愿意为他拼死作战。 从带兵的角度看，卫青、李广都是很得人心的将领。  第三，看这两个人的性格和处世态度。卫青是一个处世极其谨慎，不敢轻易造次的人。而李广恰恰相反，性格刚烈，心里装不下事情。 李广曾经因为败绩要问斩刑，后来拿钱赎为庶人。待在家里没事干，就和朋友打打猎、喝喝酒。有一次晚上出去喝酒，喝得很晚才回来，路过一个关口，被一个把关的官吏截住了。 按照当时的律令，不允许晚间擅自走动。于是，李广的随从跟这个官吏求情，但被拒绝。 后来汉武帝重新起用李广后，李广特意请旨，要求当时拦截他的那个把关官吏跟他一起赴任。结果一到军营，他就把那个人给斩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李广的度量比较小，不能容人。这一点不如卫青。 这三点比较下来看，李广对卫青算是打了个平手。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李广和卫青的战绩。 李广一生与匈奴作战无数，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里重点描写过的，他和卫青共同参与的对匈作战有三次。 一次发生在公元前129年。这是卫青第一次带兵出击匈奴，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过的李广被生擒的那次。这次战役有四位将军分别领兵出击，唯独初出茅庐的卫青不仅立了战功，而且杀到匈奴祭天的龙城。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23年，当时卫青已经是大将军，李广是后将军，归卫青指挥。这一年汉军整体上的战绩也不错，但结果是：“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史记·李将军列传》)其他将领很多都建了功封了侯，唯独李广又没有立功。 最后一次就是公元前119年，李广自杀那次。 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禁不住想假设——假设卫青没有改变战略部署，李广真的和单于对阵了，李广一定就能建功吗? 恐怕也未必。李广之前打了那么多次仗，不是没有独挡单于的机会，不也都没建功吗? 当然，如果不是卫青私心偏袒公孙敖，调整战略部署的话，李广能不能建功是一回事，但也未必就这么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卫青的确亏欠李广。 但话又说回来，卫青亏欠李广是一回事，李广封不了侯是另一回事。而且汉武帝站在战略全局来考虑这个问题，也不能说他完全不在理。 所以李广的结局固然悲怆，值得同情，但他封不了侯这个问题，看来的确不能全怪卫青或汉武帝，得另找原因。 像李广这样一个个人能力如此突出的将领，为什么就是建不了功、封不了侯呢?司马迁为他找过两条理由。 第一条是讲因果报应。李广做陇西太守的时候，处理过一次羌人叛乱。李广诱降了参与叛乱的八百多名羌人，但事后把他们全都给杀了。有人对李广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史记·李将军列传》)杀已经投降的人，不仅背信弃义，而且残忍。 李广不能封侯，被认为是杀降的报应。 还有一条原因，司马迁是从个人打仗风格的角度，替李广找理由。 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广的射术虽然高超，但他追求百发百中的精准，所以往往是在离敌数十步内瞄准了再射，这样离敌人就很近，很容易遭到围困。这是司马迁替李广找的理由。 后来我读《资治通鉴》，发现司马光有一段评论，更能够给我们启发。 和李广同时期，有一位名将叫程不识，他们两个人管理军队的风格截然不同。  李广管理军队，整体上说非常放任：带兵不组织、不整理队形，晚上也不巡行警示，军士人人自便，很随意。唯一做的事就是让侦察兵走得比较远，察看敌情。 程不识批评李广的这种做法，说这样带兵，仓促之间碰到敌人进犯，怎么办?所以程不识自己带兵的风格和李广恰恰相反，军队组织纪律非常严明。 士兵们都喜欢李广这种随意的风格，不喜欢跟随程不识，因为要做到纪律严明很辛苦，跟着李广就比较安乐。 对此，司马光评论说： 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资治通鉴》卷十七) 管理、带领一批人，不严明法度，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程不识的批评很在理。李广是艺高人胆大，仗着自己的才能敢于这么做，其他人要是模仿他，十有八九要出差错。 司马光的这段评论里面隐含了一层意思，即李广这个人因为本领高强，所以也有很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但行军打仗最终的成败，靠的是整支队伍的协调，而不是个人技能。  有句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在司马光眼里，李广之所以一辈子不能封侯，他自己也要负很大的责任。这和司马迁的观点相差甚远。 司马迁从汉武帝用人、卫青这些佞幸之臣的排挤、因果报应、追求射术完美等多方面给李广的失败找原因，司马光却只强调一点，李广自恃才能，在行军部伍中随性任意，是李广不能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对李广问题不同的态度，自然也反映出这两位史学家对汉武帝不同的形象设定。 司马迁对李广倾注了特别多的感情，其中当然不乏对自己身世的感叹;而司马光分析卫青为什么能成功、李广为什么会失败，则更为客观公正。 作为生活在千年之后的读者，我们在欣赏和同情李广的同时，也应从他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或许才是更为可取的读书之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