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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厚总，原新四军政委项英的副官(1903—1952)，湖南省耒阳县曾家冲人，出身贫农;1926年参加农民暴动，后参加中共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新四军政委项英的副官;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3月14日，他在泾县茂林蜜蜂洞将项英、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等开枪击杀，然后下山投敌;后被关押在重庆，1948年被释放，他潜回江西省新余县，1952年7月被捕，同年8月，在江西南昌被执行枪决。  刘厚总(1903—1952)，湖南耒阳人，他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枪杀新四军政委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等同志的的凶手。 190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参加农民赤卫队(后改为赤色游击队)，在火烧冲一带活动比较多。那时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猖獗，敌我双方的斗争极为尖锐残酷。国民政府地方武装“挨户团”抓住了赤卫队便杀。赤卫队便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曾于1928年一天夜里杀了刘姓、严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绅。随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当地反动武装力量，“围剿”游击队，仅龙塘一地就有二百余农会会员被杀害。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叛徒，当了国军军队的排副，带领挨户团一夜之间杀了刘厚总的堂哥刘厚林、堂弟刘厚定、刘厚存等五人。 因为刘厚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总是敢打敢拚，冲锋陷阵，在耒阳是出了名的，当时当地有的群众叫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杀星”下凡的。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反革命的“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有起有伏，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一百多人。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是要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  1934年，经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游击队编为第三大队，归耒阳县委领导，刘德总为大队长，刘厚总为大队政治委员。1934年冬，刘向明任大队政治委员，刘厚总任大队长。1935年，刘厚总参加耒阳县委，为县委委员。刘厚总对组织上先后派刘德总、刘向明来游击队担任领导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他们也很难同他合作共事。 抗战期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政府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 1938年4月，刘厚总随湘南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起初任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副营长，因严重违反纪律，1938年9月被送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 刘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新四军军部北移时，刘厚总随军部转移。 叛变投敌 项英是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偶然相遇，时间是1941年1月16日傍晚，地点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并不认识刘，听说他是副官处的，才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 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未牺牲，成为蜜蜂洞内唯一幸存者)，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了项英、周子昆。刘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  刘厚总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 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 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摇尾乞怜 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 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同年5月10日，刘厚总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呈文署名刘厚总，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为刘雄”;呈文又说：“批谕交局本部重庆看守所所长张鹄转知”。  这个昔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率领耒阳红军游击队敢打敢拚、英雄杀敌的“山大王”刘厚总，此时则早已成为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摇尾乞怜，只求“以延蚁命”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尿堆。 东躲西藏 刘厚总拿了路费，哪敢回湖南，就在重庆街头玩了几天，然后坐船到汉口，又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只好继续坐船，准备到上海谋事。船行九江，因无钱续买船票，被赶下船，无奈过起乞讨的生活。 一天，刘厚总饿倒在武记盐铺门口，该铺管账先生是湖南人陈次兴，把刘扶到铺里，从附近小吃店里，买来一碗面条给他吃了。随后问及刘厚总身世情况，刘厚总谎称自己是来九江采购货物，途中，身上所带金钱被扒手偷光。陈次兴听说刘厚总同自己是老乡，便对刘厚总说：“我也是湖南人，现在帮亲戚管账，眼下我们盐铺还缺一个人手，我去跟老板说一下，留在我们盐铺做事吧!”刘厚总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连称陈次兴是恩人。  1949年5月间，中共军队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厚总想起不久前已辞职去江西新余县的陈次兴，便收拾行李，去找陈次兴。陈次兴开了一家兴记盐铺，自己当老板。见刘厚总来，陈次兴便劝刘厚总：“你就莫回湖南了，就帮我管管账如何?”刘厚总忙答应：“行啊!我只要陈兄给口饭吃就行!” 数日后，新余解放，陈次兴把刘厚总当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户口册，正式成了陈家的一员，刘厚总对此欢喜不已，决定在盐铺好好干下去，安安静静地度其余生。 (责任编辑：admin) |